在《“2009年税收增长预期目标”所指何物？》里我预言了政府加税的冲动，不幸之言中，高层近日已经要求“研究开征物业税”。
征税的理由总是很多：(1)与国际接轨，西方国家已经普遍开征，我们不可以例外；(2)打击“炒楼”，打击过高的楼价；(3)物业多的人多交税，可以起到平衡社会资源的作用，也许还有，不再一一列举。
实质上，基于中国人置业的传统习惯，购房相对于其他消费是一种刚性需求。开征物业税，也就等于财政收入有了稳定的税基。各个国家的政府都缺钱花，但本国政府更有“集中财力办大事”的习惯，开征新税种正好满足了他们这种强烈的欲望。
假如开征新税种大事已定不可逆转，那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加强对政府资金使用的审查和监控——用起来不能像现在这样大手大脚、旁若无人，征回来的钱要战战兢兢地花的时候，也许加税的冲动才会得到有效遏制!
加税不是不可以，前提必须搞清楚。
继上次使用“悍然”以后，外交部用上了“坚决反对”的词语，表达中国政府对朝鲜核试验的恼火。
这使得上了点年纪的老百姓很有些莫名其妙，从小学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万古长青的一系列定语，修饰着中朝两党、两国、两军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以前，外交为意识形态服务，凡是同志，我们虽然穷可是恨不得掏出心窝窝给人家，阿尔巴尼亚、越南什么的，时间最长的当然是朝鲜，自己穷得揭不开锅了，还一门心思惦记着“同志加兄弟”。
后来改革开放了，经济建设为中心，意识形态渐退居二线，实用主义外交成为主流——几个杯子一个盖，怎么对路怎么干。
美国那边冒烟，赶快买波音；赶明儿欧洲不高兴了，我买你几架空客。你支持我办奥运，好，派个采购团去你们国家转转；你敢见分裂分子，我们的采购团绕开你，看在GDP份上你认不认低威。
没想到给朝鲜钻了空子。他们的外交散发着东方的智慧，更揉合了城乡结合部流氓的大胆和无赖，变着法子对付你，在靠近你中国的地方核试验，居然还提前跟“老大哥”打声招呼，反正气你半死，还让你在国际社会上“里外不是人”——收走你所有的筹码然后把你顶在他的门前挡枪。
因为他知道你的外交没有价值判断，缺乏核心价值观的外交丢了灵魂，只能朝三暮四、忙于应付，你的外交行动也只能小打小闹、不成体系，我是流氓我怕谁？
所以，对付流氓只能用对付流氓的办法，跟他“同志加兄弟”不对，跟他做生意讨价还价也不对。
不过说起来，流氓不缺核心价值观，太阳家族的利益，被他们凌驾在全世界之上，可怕!
“谎言才构成中伤，才构成诽谤。”
1734年，美国的一位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这样说，当时，他在一桩诽谤案中为《纽约周报》辩护，因为这份报纸屡屡使用尖酸的语言“攻击”英国殖民当局，政府官员把这家报纸告上了法庭。
安德鲁·汉密尔顿的锋芒不比《纽约周报》逊色，他说：“正是那些人(指政府官员)伤害和压迫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才激起人民呐喊和控诉，他们又将人民的控诉作为新的压迫和起诉的根据。”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维护新闻自由的案例，也是第一个成功的判例，殖民当局不得不败在争取新闻自由的美国人面前。此后的《独立宣言》，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新闻自由，但它对政府的定位，却明明白白地把它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那个年头，美国的开国元老们已经注意到了新闻的价值，并且认为，新闻是人民监督政府的强有力手段。
“但是，当滥用职权和巧取豪夺的行为连绵不断、层出不穷，证明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论，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美国的传媒体制》，辜晓进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12月)
人民的“自由权”不可剥夺，显然，这正是新闻自由的根源所在。
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哺育了美国的媒体帝国，美国的价值观凭借着庞大的媒体网络，源源不断输送到全球各个角落。当被问及普通美国人“你最骄傲的事物”，除了星条旗白宫等等，许多人还会提到美国的新闻自由，或许，自由的新闻让美国人感觉到自身的强大。
有部美国纪录片，叫《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美国和自由并列大概没有问题，怎么可能跟法西斯挂上钩？比较好奇。不过，也正是这种看似非常过分的自由，让美国事实上不会跟法西斯并列在一起——一个国家的自信，就这样树立起来了。
韩国受调查的前总统卢武铉昨天跳崖，成了中国不少报纸今天的头版头条。
韩国我去过。1994年秋天受邀去过韩国采访，应属踏足韩国最早的中国大陆媒体从业人员之一。在济州岛某旅游胜地还遇见了当时的中国总理伉俪，他们的表现挺好玩的，这些与话题无关不说。
邀请方韩国观光公社和人参公社，特意派了个略懂汉语的课长陪同，沉稳的中年人，西装革履的一丝不苟。开初那几天一行人之间很隔阂——我们认为他是“特务”负责盯梢，台湾籍的翻译和他每次低语我们都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自卫反击”；我们仨拍电视的，穿的随随便便，不喜欢出席官方场合说外交语言，也让他们天然地反感，像翻译说的：大陆来的都是红卫兵——让他说对了，本人真当过红卫兵。
这样磕磕碰碰的到了大丘(？是座以高科技为主业的中等城市)，那天晚上收机早，住在郊外的酒店里。翻译不知跑去哪里会女友了，课长邀请我们到他的房间坐坐，他选的时机很好，晚饭的时候大家喝了点酒，心情好都答应了。过了十几年，我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跟外国人闲聊，而且话题敏感。他的汉语说得不好，英语和我差不多——半桶不到的水，除了阿妈妮，我们完全不会韩语。聊天很艰难，不过聊得很热烈。
1993年我才从社科院到的媒体，记住了一个政治学的概念“首都大学生”，所以那天我们居然是从首都大学生开始聊起的，知道他大学以后服过兵役，我问“光州暴动，为什么是光州而不是汉城(现在改叫首尔了)？”他大概解释了一下首都的戒备通常比较其他城市严密，所以光州人可以占领大学校园和军警对抗。说到大学年代，这位沉稳的中年人竟有些激动，坦言自己学生年代参加过类似活动，性格刚烈，不过毕业以后贷款买下西装上班，接着又供楼供车谈恋爱，“你们完全看不到我年轻的样子”。
北方民族的耿直刚烈随处都能看到，傍晚下班一帮男同事一起喝酒，喝着喝着就打起来了，原因竟然是抢着付账。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不愿意让别人瞧不起，所以三句话不合就打将起来。说到面子，西装革履——你可以长得不好但不能穿得不好，课长也能提供其他的案例，我们说到韩日关系，他都能对答如流，日本的樱花，从韩国济州岛抢过去的；剖腹谢罪，日本人模仿韩国古代侠士的……，甚至韩国5、60年代的经济困难，原因也在于日占期间日本人破坏了韩国的风水，反正日本好的就是从韩国偷抢过去，坏的则是先天。说日本人我们都能接受，到了前些年韩国人抢注中国的文化遗产，想想应该还是面子问题，虚荣心做怪。
秋后算帐也是传统。韩国人的记性特别好，光复以后，韩国人没停过清算韩奸，他们还派出工兵，用金属探测器到处寻找日本人在韩国风水线上偷偷埋下的铜钉。课长高度评价朴正熙在韩国经济起飞上的功绩，但对其他一些总统的过失表现出耿耿于怀的态度。
耿直刚烈，爱面子，再加上秋后算帐，前总统跳崖顺理成章了。相形之下，台湾那个也碰上类似麻烦的“前总统”，可能是南方民族的缘故，显得阴柔智慧得多——我不要面子我怕谁？何况中国人在记忆上似乎不像韩国人执着。
回国以后，和课长还通过信，他的汉语写比说好多了，字很漂亮。再后来失去了联系，到今天他也是花甲老人了，希望他快乐。
前些天，有机会和卫生行政机关的一位资深人士攀谈，话题当然不离最近的热点——汹猛的甲型H1N1流感。
以为他们很忙，却惊奇地发现神情相当轻松，他解释说：“也就是感冒，只是传染性更强一点，但可以治好，你说哪年没有流感的？”他们觉得美国的态度比本国更务实，高层跑到医院探望感冒病人大无必要，像抗击非典那样总动员也值得商榷，毕竟甲型流感已经证明不是非典。
“我们的体制胜在可以动员所有的资源，但取得好的结果必须基于正确的判断，如果判断错了，损失惨重！”或者，非典的教训让地方官员们宁愿矫枉过正，像以往宁左勿右一样。
他笑言能买到的话，你尽管买罗氏药业的股票，除了感冒疫苗，为了应对流感的爆发，各国都在贮备达菲，“为什么美国对疫情无所谓，就因为他们有钱，贮备了大量达菲”。在中国，各地政府也在排队抢购此类药物，而且出得起大价钱也未必有现货，反正广州就给排到7月以后，最高兴的就是罗氏——政府买回去也是存着，药厂则是零库存，药品过期了你还得再买。
他说：“每个医学泰斗的背后都站着一家以上的大药商。”罗氏花了很多钱在中国推广药品和形象，今年正好遇上回收的大好时机。当然，也有中医认为，中药的抗病毒制剂其实也能起到达菲的作用。不过从医院的角度看，像罗氏这样的著名药厂始终更可靠一点，人家的品牌摆在那里，中药目前只是辅助的手段。
个人觉得，公共卫生危机当前，最可怕的是麻木的政府和官员，他们能动起来，即使决策略有过敏、动作略有夸张，则只是水平问题，民众有可能的话应尽量谅解——2003年的非典，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惨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