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前些天，有机会和卫生行政机关的一位资深人士攀谈，话题当然不离最近的热点——汹猛的甲型H1N1流感。

以为他们很忙，却惊奇地发现神情相当轻松，他解释说：“也就是感冒，只是传染性更强一点，但可以治好，你说哪年没有流感的？”他们觉得美国的态度比本国更务实，高层跑到医院探望感冒病人大无必要，像抗击非典那样总动员也值得商榷，毕竟甲型流感已经证明不是非典。

“我们的体制胜在可以动员所有的资源，但取得好的结果必须基于正确的判断，如果判断错了，损失惨重！”或者，非典的教训让地方官员们宁愿矫枉过正，像以往宁左勿右一样。

他笑言能买到的话，你尽管买罗氏药业的股票，除了感冒疫苗，为了应对流感的爆发，各国都在贮备达菲，“为什么美国对疫情无所谓，就因为他们有钱，贮备了大量达菲”。在中国，各地政府也在排队抢购此类药物，而且出得起大价钱也未必有现货，反正广州就给排到7月以后，最高兴的就是罗氏——政府买回去也是存着，药厂则是零库存，药品过期了你还得再买。

他说：“每个医学泰斗的背后都站着一家以上的大药商。”罗氏花了很多钱在中国推广药品和形象，今年正好遇上回收的大好时机。当然，也有中医认为，中药的抗病毒制剂其实也能起到达菲的作用。不过从医院的角度看，像罗氏这样的著名药厂始终更可靠一点，人家的品牌摆在那里，中药目前只是辅助的手段。

个人觉得，公共卫生危机当前，最可怕的是麻木的政府和官员，他们能动起来，即使决策略有过敏、动作略有夸张，则只是水平问题，民众有可能的话应尽量谅解——2003年的非典，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惨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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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读多了鲁迅，那个“我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鲁迅。

所以昨天，本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恶意地”猜测巴东警方将会强调邓玉娇案只是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刑事案件，公众犯不着动怒更不允许对警方办案指指点点。

今天的《南方都市报》登出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专访，“警方称邓玉娇案只能定为异性洗浴，是普通命案”，竟与本人的猜测不谋而合。局长答记者问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弄得这么复杂。因为邓贵大有一个公务员身份。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当中，从整个情节看，确实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这件事公众、媒体角度要把它定位为一个悲剧，对死者、生者家人来说，也是悲剧。”能够想象得到局长此时心平气和，很有为人师表的耐心。

大众的关注，说白了就是担心以杨局长为首的当地警方，基于“邓贵大有一个公务员身份”，不能本着公平的原则处理邓玉娇案。

但杨局长却认为公众的关注是在把“普通命案”复杂化——弄不好杨局长轻易可以给你扣顶“干预警方办案”的帽子。

由此我知道，杨局长的辞典里查不到“公平”两字，他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能不能维护公平和正义，有理由在社会上广受质疑，毕竟，公众的担心有道理、有根据更有许多恶劣的先例!

好在还有网络，还有来自网络强大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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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湖北省巴东县公安局向社会通报了广受社会关注的雄风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政府工作人员一案的有关情况，邓玉娇被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有论者当即反问若邓玉娇“故意杀人”，邓贵大岂不“死得光荣”？也有论者认为不必对“故意杀人”过敏，相信执法机关会公平处理。

或者都有道理，所以我不想再探讨此案的法理问题，我感兴趣的是执法机关的思维范式。警方处理刑事案件都有整套的流程，邓玉娇杀人把她抓起来完全符合这样的流程。公检法中“公”始终是老大，老大按规矩做事，怎么听提进外行人说三道四——你们越是胡说八道，警方越是觉得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拿钱打头就可以杀人了吗？如果都这样，血流成河，治安谁有本事管？

我们是社会的管理者，你们是受管理者，管理者照章办事何错之有，受管理者(甚至有很多跟案件毫无关系的网民)凭什么指指点点？所以在诸多个案中，执法机关都显得非常委曲——管理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我们办案又不是你们办案，邓玉娇杀人你们说没罪，杭州飙车按《交法》处理你们喊不公，执法机构无辜地成为众矢之的，以后谁还敢大胆执法呢，管理者岂非经常威风扫地？

这种思维范式根深蒂固，我们执政了天经地义就是为民，为民执政难道还有错？所以，谁管谁首先要搞清楚——以前是很好的，管得服服帖帖；现在是很乱的，网上出了很多不服管的帖!

我比较乐观。感谢30年改革开放，民众开始有了思考，有了质疑，有了主体意识。假如更多的强力部门受到监督，受“委曲”的执法机构更多地叫苦连天痛苦不堪，政府对社会的管理遭遇更多的“别别扭扭”，我相信社会发展的方向就靠谱了对头了。

回应一句：谁管谁首先要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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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人总找不到女友，无奈去算命。算命师：你前半生注定没女人，那人眼睛一亮：后半生呢？算命师说：后半生你就习惯了。

习惯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我们习惯了不被政府照料年复一年过自己的紧日子——加税，然后一切再与我们无关；我们习惯了执法机器得到越来越多的资源武装到牙髓但公平在社会上越来越稀缺；我们习惯了来无影去无踪的“有关部门”一次次撒谎一次次赎职制造一起起的“冤假错案”；我们习惯了“邓玉娇”被绑在精神病院的床上；我们习惯了准备拆掉的高架桥自己倒掉；我们习惯了让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紧接着习惯了媒体“奉命”对此冷漠以待……

我们当然没有失去什么，因为我们从未得到。作为庞大人群中的一员，整体性的公平缺失甚至能让我们的心理感到平衡——我只是整体欠缺公平的一个，我如此，我的同胞也必如此：

一根香肠被关在冰箱里，感觉很冷，然后看了看身边的另一根，有了点安慰，说：“看你都冻成这样了，全身都是冰！”结果那根说：“对不起，我是冰棒。”

我们看不得别人好，偏偏别人比我们好只是不曾习惯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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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需要约见一位女孩，80后的。

不是公事也不是私事更不是全国全球的大事，具体不讲了。安排在哪见面好像都不妥当，来回多次短信后，约在江边的露天咖啡座。

去的时候甚至有点期待，会见到怎样的女孩，会有故事发生吗？

傍晚的江边，来来去去的情侣，或甜、或苦、或平淡的表情，个别人戴着口罩——甲型H1N1流感汹涌而来，这座城市也未能幸免。

不过，露天咖啡座却很冷清。

60后的人当然准时到，先找了个角落坐下，隔着两张桌子，一男一女窃窃私语，懒洋洋的河风吹散了他们的话，感觉有点无聊。

发了条短信给那女孩：“到了，咖啡座人很少，一目了然。”

不懂迟到的女孩不是女孩，时间过得好慢。点了杯Cappuccino，似笑非笑地跟服务员说：“多加牛奶”，服务员没有表情也没有吱声。

端上来的咖啡热热的，丰富的泡沫让我想到金融海啸之前的全球经济，厚厚的散发着奶油的香味。我开始疑心，有必要约人么，一个人这样坐坐也挺惬意……

迷离之间时光过去，手机响了：“是我，你在哪？”声音很舒服，像咖啡丰盈的奶沫。

紫色衣裙的女孩，我看到她了——个子没想象中高，皮肤白而细腻。肯定是第一次见面，感觉以前在哪见过。

请她坐下，“喝点什么？”拿着中英对照的目录看了半天，她用指头在某处划了一下，服务员会意地点点头。

看着她染过黄色的短发，不知从何说起，“这样坐坐挺好的”，她飞快地瞪了我一眼，“是啊，大学的时候常来”。服务员端上一杯黑色的饮料，有点好奇：“是什么？”“黑珍珠。”

长长的沉默，我喝咖啡，她喝饮料——原来约好的话题无从谈起，只好这么尴尬地坐着。

直到，突然之间，女孩身子一歪脑袋重重落到桌子上，我赶忙问：“怎么啦？”没有回答。

脑子如同电脑全速启动——急病要不要送医院？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如何通知她的父母男友或者别的人？假如她这么一睡不醒，我能把她弄哪里去？回我家当然有点问题，她家在哪一无所知，是不是送她看完急诊到4星左右的酒店开两间房，她住一间，我住旁边好照料她？

想拍拍她纤细的胳膊，鼓足勇气伸出手去，她却抬起头，看到我缩回手，眼神迷离，脸色绯红。心中暗暗赞了句：比刚才酷的样子漂亮多了!马上又有一个疑问，哗，这种眼神，到底什么意思？难道真像去年崂山道士算命说的，今年的命很好？眼前出现一株硕大的桃树，开满粉红色的花，正准备配合关切和爱慕的表情和话语，她却开口说话了：

“黑珍珠是鸡尾酒，我有严重的酒精过敏，快送我回家!”

真相出来了故事也就结束了，开车横过大半个城市，把她送到家的楼下，“我不知道黑珍珠是酒，我有严重的酒精过敏……不用送了，你走吧。”后一句话，她的语气明显变得坚定，吐字清晰，无庸置疑。

目送她走着S形摇摇摆摆地离去，然后，独自驾车穿行在黑夜的城市里，听着收音机里的老歌：

“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
当风声吹乱你构想
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

南方的雨打在车窗上，被雨刮打散，飘落在车少人少的马路上，就像一串一串的黑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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