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教义中，宗教信仰和科学真理死对头一对，因为前者是非理性的，后者是理性的；前者是谬论，后者是真理，一黑一白，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但是至少本人感到非常奇怪，怎么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都是宗教信徒，牛顿久远一点不说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到了真理的一个顶峰，这是无庸置疑的，但他也有宗教信仰。以前有人觉得中国人少有宗教信仰，所以中国人和科学和真理离得最近，好像很难解决以下问题，现代科学的基础为什么诞生在欧洲——那个曾经被教会黑暗统治的大陆？
有一位我视同兄长的领导去意大利回来，每次见面都和我讨论文艺复兴，看他杂乱的办公桌上，赫然放着好多本有关文艺复兴的专著。意大利最让他激动和意外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油画都是为教堂度身订做的，“宗教大多要求俗世里面的人卑微、驯服、听命，但为什么在意大利最有才华的艺术家都在为教会服务呢，为什么文艺复兴年代有那么多宗教的题材为大写的人疾呼呢？”没去过意大利，不过就是去了，我也回答不了他的问题，但我想，他的问题就是答案吧。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因为有思想，我们就有信仰；因为有共同的思想，就会产生共同的信仰——普世价值。以人为本，肯定每个人的价值，尊重个体的自由和个性，对我们这个建立在“水利社会”之上、尊崇集体主义和权威服从的民族，汶川大地震以来亲身经历着的种种变化，是不是也走在一条殊途同归的路上呢？
2002年夏天去的俄罗斯，目睹了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强劲复兴。
位于乌拉尔山脉的叶卡捷琳堡，被茂密的原始森林包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尼古拉二世被流放到叶卡捷琳堡，据称1918年7月17 日清晨全家被枪杀。经过80年时间，1998年7月16日，由政要出面在叶卡捷琳堡“遇害地”奠基兴建东正教“鲜血耶稣基督教堂”。次日，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葬礼，在庄严的圣歌和肃穆的祈祷式中隆重举行。时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的叶利钦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鞠躬，这位昔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俄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指，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但是，叶利欣并非真正促成东正教在俄国强劲复兴的推手，据说其任内与东正教会关系“若即若离”。普京则截然不同，这位前克格勃官员不但戴十字架项链，还公开谈论自己的信仰，称自己是“虔诚的”东正教徒，直言“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他曾在一次电视报告中强调：“在俄罗斯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东正教起着特殊的精神作用。”“俄罗斯的文化首先是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俄罗斯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拥有永远的价值———东正教传播下来的价值。”他甚至说：“东正教在俄罗斯历史上扮演了特殊角色，它不光是衡量每个信徒品行的标准，也是国家和全体人民精神世界的核心”，无疑，普京希望给抽象、冰冷、深奥的国家利益注入更多宗教信仰的温情色彩。
对此，东正教会自然投桃报李，大力拥护普京，赋予其统治的正当性和道德色彩。有媒体认为，普京钦定梅德韦杰夫为接班人，梅德韦杰夫没理由不继续推行普京的宗教政策。
纵观普京总统任期内的全部言行，这位冷静、理性而手腕强硬的领导人始终贯穿着“复兴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实现强国之梦”的主线。俄罗斯已经不是超级大国，但“帝国荣耀”、东正教的救世思想曾深入人心，形成俄罗斯人“称强、做大”的传统追求。在普京手中，宗教成为凝聚俄罗斯民族最好的粘合剂，有评论认为：“当前俄罗斯这种政教结盟关系乃部分植基于一种共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其目标在于致力恢复俄罗斯在苏联瓦解后沦丧的大国地位。”其实除了俄罗斯，培育一个国家的共同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是全球许多国家首脑和政党领导人已经或正在着手的重要工作，普京只不过更加高调而已。
乌拉尔山脉广阔的大森林油画般厚重，还有和森林一样耸立的东正教堂，渗透着俄罗斯民族悲壮而强悍的自尊心。的确，这就是俄罗斯，亘古不变，始终如一。
不想回忆巴黎，那里洒落了一地的碎片——时暗时明，不过，别的可以不说，巴黎圣母院还是要提到的。
巴黎圣母院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中的西堤岛上，是一座天主教堂，也是巴黎最负盛名的景点。巴黎人不无夸张地向外省人或者外国人“吹嘘”：巴黎每一寸土地都是以岛上的巴黎圣母院为起点发展起来的。为了强化这个说法，在圣母院正门外的广场中央，的确有个原点纪念碑，是法国丈量全国各地里程时所使用的零公里原点，使得圣母院被视为法国文化原点的象征意义，又更加强烈了一点。顺便介绍一下，中国的国家原点在天安门广场，美国的国家原点在白宫广场外，都是超重量级的选址。
圣母院的法文叫“Notre Dame”，原意是“我们的女士”，这位女士不是别人，正是指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由教皇亚历山大和法王路易七世共同主持奠基。工程历时近200年，直到1345年才最后完成。此后，由于屡经战乱破坏，圣母院破败不堪。17世纪和19世纪法国建筑大师在原有风格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修复了两次，才显现出了今日之风姿。
整个建筑全部由石头砌成，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教堂。它突破了以往传统教堂建筑的外形粗笨、呆板，内部昏暗、窄小的束缚，扩大了内在空间，增加了精美的外观装饰，开了一代建筑新风。巴黎圣母院的内部，壮观的深度，长达35米的柱石支撑着巨大的拱顶，阳光透过彩色大玻璃窗梦幻般投射进来，历史在这里沉睡……，毫无疑问，它是法兰西的哥特式教堂群里面，最具代表意义的一座。
原本建筑在钟塔的顶端，还会设计有尖塔在上面，但因为尖塔的工程难度过高，在法兰西已经完工的哥德式教堂中，实际上将尖塔完成并且没有在风吹雨打之后毁坏倾倒的数量极少。所以圣母院虽然在开始时的确要兴建尖塔，但却从来没有付诸实行，因此从某个角度讲，可以说是过了好几百年，这座让巴黎人异常骄傲的圣母院仍然处于未完工的状态。
2005年初夏来到巴黎，住在第六区一座很有历史的旅馆里，第一时间跑来看圣母院，游客很多，让它更像一个旅游景点而不是宗教场所，不乏来自中国的同胞大声地作出点评。突然有游客晕倒在教堂里，抢救人员飞奔进来，把那位可怜的女人放到担架上。最终还是祭坛附近一排排燃起的蜡烛，提醒我回到雨果的年代，那时圣母院已经落成，夸西莫多和美丽的吉普赛女郎浪漫而残酷的恋情在这座教堂里一幕幕上演。
更喜欢坐在左岸的“圣母院”咖啡馆，端一杯又苦又香(排名不分先后)的咖啡，看着河对面的圣母院，看着时光慢慢消逝，看着自己老去，但这座石砌的天主教堂内外却每天都有新的故事……
2005年10月，带着12人的特派采访组到瑞典哥德堡港直播“哥德堡号”启航，回国的时候特意取道赫尔辛基，弥补了2001年第一次去哥德堡采访时没有顺道看看芬兰的遗憾。
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下午时分乘上巨型邮轮，欣赏过“世界上最美的航道”上美妙的黄昏，第二天一早就能抵达赫尔辛基。北欧从来充满创意，在赫尔辛基，有两座教堂非常值得探访——赫尔辛基大教堂(Tuomiokirkko)和岩石教堂(Temppeliaukio Church) 。
赫尔辛基大教堂是这座城市的象征。它由德国建筑师恩格尔(CLEngel)设计，建于1852年。希腊廊柱支撑的乳白色教堂主体和淡绿色青铜圆顶的钟楼十分醒目，宏伟的气势和精美的结构使其成为芬兰建筑史上的经典。北欧民族擅长航海，钟楼高出海平面80多米，在大海上一眼就能看见，成为赫尔辛基当之无愧的地标。以教堂为中心，位于市中心参议院广场上的建筑都堪称精品，东西两侧分别为内阁大楼和赫尔辛基大学，南面不远处是总统府、最高法院和市政厅所在地。从参议院广场到大教堂只需要百级石阶，却也正是这石砌的台阶，尽显教堂与俗世的不同。在铺满古老石块的参议院广场中心，竖立着建于1894年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铜像，以纪念这位俄国人给予芬兰广泛的自治。
赫尔辛基大教堂是一座路德派新教教堂，宏伟的建筑内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雕塑。据称，由于大教堂的特殊地位，芬兰情侣都希望在这里举行婚礼，为此甚至需要提前一年半预约。而北欧最好的大学之一——赫尔辛基大学的神学院毕业典礼，每年也都选择在这里举行。漫步在参议院广场，享受着北欧毫无保留的秋日，当教堂的钟声响起，你能感觉到发自内心的平静和幸福。
赫尔辛基另一座教堂也是城市的象征——岩石教堂建成于1969年，这是一座闻名欧洲、非常前卫的基督教路德教派教堂，从一整块岩石中开凿出来的，故名。设计者斯欧马拉聂兄弟注重保护环境，岩石比旁边的街道高出8至13米，教堂巧妙地藏在岩石里面，岩石的形状肌理都顺其自然地保留了下来，与周围的不同年代的民居和谐相处。
抵达教堂前的小广场，你看到的只是一块巨大的岩石，完全没有一般教堂必备的尖顶和钟楼，一个小小的铜制十字架立在门上，低调地表达教堂的身份。直径 20 多米的淡蓝色铜制圆形拱顶暴露在岩石的最上面，仿佛降落在城市里的UFO。180条放射状的梁柱支撑着教堂的圆顶，上面镶有玻璃，采光极佳。祭坛的位置经过特别计算，夏季时阳光可以透过玻璃直射到祭坛上，我注意到，祭坛上并无神像。
教堂的正厅分两层，可以容纳约750人做礼拜。除了各种宗教仪式，岩石教堂里还举行婚礼，以及不定期的包括交响乐在内的各种音乐会——教堂内的管风琴是当地音乐家馈赠的百年名品，置于岩石洞穴内音色尤其优美。据称二层的听音效果更佳，但我去的时候没有音乐会，只能想象教堂内琴声悠长的情景。
传说中叔本华的名言：性和金钱是这个世界的发动机。多年前在北欧，曾经有一刻我在想，宗教信仰是否也为这个世界无穷的创意提供了源源不尽的动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