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中国人都应该记住这一天。我到过中国的不少战争纪念馆，但台儿庄纪念馆最叫我不能平静，内战的记忆有别样的滋味，台儿庄的烈士却是全体中国人的英雄，他们瘦小的身影义无反顾地出现在抗日前线，面迎着日本人昂扬的士气和精锐的武器。他们没有党派的背景，没有主义的号召，只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感情，一个中国人的良知。站在台儿庄，我感到内疚，也感到一丝丝的恐惧。数年以前，我也曾经主动请缨拍摄一部纪念中国军人在广东从化英勇抗日的电视专题，手上拿的，是做工精巧的SONY摄像机，是“三菱”越野车把我送到已经成为农田和村庄的旧时战地。而在夏威夷，被日本人狂轰滥炸过的码头和沙滩，成群结队的日本孩子，在欢笑在冲浪在游戏，这真是一个我所解不开的问题。世界上最不能战胜的是记忆，一个有尊严的民族，对往事不会轻易忘记，也是在夏威夷珍珠港，建在沉船上的纪念馆，美国人自觉地向坐在轮椅上的二战老兵敬礼，只是被日本人人玩了一家伙的美国人尚且如此，何况是苦苦抗战了八年，付出3000万人伤亡的我们？上个世纪，抗战胜利了。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我们是否又面临着一场新世纪的抗战呢？(2001年8月15日 星期三)
从西部回来，有些话不吐不快。一个是法治环境，让投资者望而却步，当然，凡事都有个过程，但问题是当地的领导人忙着招商引资，根本无睱顾及，弄得好，经济发展起来了，西部成了无法无天者的乐园，你说，单一个库区就出了多少贪官；弄不好，经济没搞上去，原有的社会结构又给破坏掉了，更够呛。二是环境与资源的保护，虽然说这次西部开发注意到了环境问题，但是中国很多事情到了底下就变样，特别是基层领导人认为没有效益产出的时候，最多只是嘴上说说哄哄上头，看到那里的人们上下齐心、欢天喜地地破坏环境，心里头说不出什么滋味，这都是穷惹的祸，我们在东部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齐心协力办的坏事，后患才真叫无穷呢!(2001年5月27日 星期日)
《西贡小姐》要到香港演，听说还是百老汇的原班人马，这让我想起在百老汇看《西贡小姐》时的情景。
百老汇离时代广场不远，不过一般中国人到纽约会来时代广场转转，真有雅兴看百老汇歌剧的据说不多，听不懂：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热衷这种非驴非马的“玩意”，既不雅也不俗。一位在纽约呆了13年的上海人猛泼冷水：“阿拉在这里也算进入了主流社会，也感觉没水平欣赏，你们算了吧，不听我的，看完以后一定后悔”。
大部分人打消了看戏的念头，但我等几个决意留下来，要在百老汇看一场大戏。
看哪一部戏呢？百老汇一溜几十家的戏院，上演的戏都不同，幸好熟悉的也就那么几部。《猫》是现代派，太难懂；《悲惨世界》批判资本主义，没准下礼拜就到中国巡回演出了；《西贡小姐》“妖魔化”我党我主义，文化部一定不准它演到中国来，就是这部了。
40元美金的票，不算前也不算后。《西贡小姐》上演怕有三十年了，可看的人挺多，穿着黑礼服，美国人很把看歌剧当回事。趁没开演环顾四周，发现只有我等四个穿得简陋，也只有四个像外国人的样子(是不是有点陈奂生进城？)，当然，跟美国人同宗同祖的外国人都隐藏得很好。
戏院有同声翻译器租用，语种包括法、德、日等，跟中国挨得上边的是广州话，但租金不便宜，我们打算靠自己的力量看完《西贡小姐》。
《西贡小姐》讲的是美国人在越南的故事，主角，一位爱上美国大兵(按我们的理解就是侵略者吧)的越南姑娘(按我们的理解就是雏妓吧)，演员是越南裔，娇小玲珑，楚楚可怜，演技一流，可惜“中气”稍逊一些，可能跟亚洲人的体型有些关系吧。不过真正出名的属演妓院老板那位，可惜记不下他的名字，唱功非常好。
如果《西贡小姐》能够代表百老汇歌剧，那百老汇歌剧还是蛮好看的，载歌载舞。前一段时间《蝴蝶是自由的》炒得沸沸扬扬的裸戏、床上戏之类，在《西贡小姐》里都能看到，何况终场前，一架逼真无比的直升机降在舞台上，刮起一阵旋风，这场面小时候也听说过，但真的看到了，仍然感到视角效果的确非常出色。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能看懂《西贡小姐》(他们唱的倒不一定听得懂)，舞台上“胡志明军队”群魔乱舞”，跟“文革”时的“忠字舞”差不多，“无产阶级铁拳头”镇压像西贡小姐这些爱上侵略者的坏分子，“文革”年代也不陌生。它的政治色彩其实特别浓厚，大凡美国人都情深意长，越南的“革命人民”均野蛮和嚣张。你说美国人不讲政治，他也讲哩。
看完《西贡小姐》，全场起立鼓掌近十分钟，其中也有我们四个“革命群众”，滑稽!
戏是好看，不过立场是错误的，幸好我们都带着批判的眼光、挑剔的眼光，还有一点好奇的眼光。
从纽约到下榻的旅馆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打的”的时候拒载现象非常严重，来自泰国、也门等第三世界“兄弟”都不肯让四个中国人上车，一直到一位虎背熊腰的黑人兄弟出现，我们才得以踏上归程，路上我们都睡着了，任黑人兄弟在高速公路上飞奔。
第二天，看过《西贡小姐》的同志跟那位在纽约呆了13年的上海人说：你在纽约白呆了!当时，此兄的表情很好玩。
(2001年5月12日 星期六)
“五四”永远是年轻的，它属于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五四”的先驱们当年风华正茂，希望以青春的力量打造“少年中国”。“五四”是一面镜子，曾经有人问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世纪老人夏衍：民主与科学的提法在当时是不是也已很有影响？夏衍回答说：“民主与科学的提法最初也只是在少数先进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中比较明确。“民为贵”的思想中国是有的，但真正的民主思想在中国传统中还是缺乏的。”他还说：“中国缺乏科学意义上的民主。民主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除了意识形态以外，还关涉到政治设计和政治体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完善的民主制度，解放以后，全部学斯大林的那一套。斯大林从来没有关心过民主建设。”“五四”时期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刊头的英文名称《The Tientsin Student》下面印有这样的英文：“Democracy： A Government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and of the People－Our Motto。”译成中文就是：“民主主义：民享，民治，民有――我们的座右铭。”说明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取向，除了“赛先生”(科学)，还有“德先生”(民主)。我们纪念“五四”，就是要纪念科学与民主并进的“五四”。今天，人们已经非常能接受科学对社会的影响，评选出来的许多“五四”奖章获得者是年轻的科学家，在CCTV的《东方之子》专访节目上露脸，但民主政治建设还只是起头，照照“五四”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得到的教益很多。(2001年5月4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