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电视改革轰轰烈烈。今天，生存环境的改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困惑，面对着新环境、新挑战，它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勇气做出新的选择，在危机中寻找转机和契机，电视行业新一轮的改革会不会因此呼之欲出呢？

      中国是电视媒体大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视传播网络。
      1983年3月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国家广播电视部召开的全国广播电视第11次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从实际出发，实行中央、省、市、县“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建设方针。中国电视从此进入大发展的全盛时期。
      经过20年的努力，全国基本建成有线、无线与广播电视相结合，中央、省、市、县四级混合覆盖，规模庞大的广播电视网，经正式批准的各级电视台逾3000多座 ，电视频道2300多个，其中的50个覆盖全国 。截止到2002年9月，中国4岁以上电视观众的总数为11.15亿人，占4岁以上全国人口的93.9% 。中国从事传媒工作的人有100多万，其中电视从业人员多达40多万 ，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的人口。
     和中国经济一样，中国的传媒产业显然正处在上升的黄金时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依次是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旅游业、传媒业，目前很多投资商都在观望传媒业这个利润巨大的朝阳产业 。
     但是，中国电视媒体在质的方面仍然存在许多缺陷，与庞大的规模形成明显反差。

一、电视媒体当下的生存环境
      首先，电视变得相对“过剩”。在中国的许多城市里，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可以收看到30-50套的节目，不远的将来甚至可以看到100套节目，但是，频道的增多常常不意味着选择的丰富，过度的重复造成了“过剩”，观众的选择范围反而在减少。暂时来说，电视频道还是由政府掌握的“稀缺”资源，但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和数字电视时代的来临，电视传媒的垄断地位一定会受到市场的挑战，“过剩”的供给和有限的市场必然形成更加尖锐的矛盾。
     “过剩”产生的结果是，广告“短缺”初现端倪。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虽然它的广告招标依然红红火火，但只要留意一下它的播出就可发现，黄金时段插播节目推介、广告招商和公益广告的情况日渐频繁，知情人士解释，这说明它的广告时段可能出现了空档。当然，这种情况在地方电视媒体中更加普遍，因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广告，有的电视台不得不在某些时段大量插播冗长、暧昧的医疗广告和直销广告。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各地有线电视网络在“别人的”节目里大量插播广告，有收视保证的影视剧在各地有线电视中屡屡被广告打断，屡屡激起众怒，甚至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也不得不出面下令禁止继续出现这样的违规行为。
      与先行一步的报业媒体改革相比，电视媒体的改革仍然显得逊色。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玉胜到广州考察，他很惊奇地发现 “《广州日报》作为广州市委的机关报，它的发行量是160万份。说明什么？这张报纸仅次于我们全党订阅的《人民日报》。这就说明《广州日报》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广州市。 ”孙玉胜主导创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等著名栏目和央视的新闻频道，与其他人的评论相比，他对中国首家报业集团的兴趣和敬意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改革的进程与效果据此可以看出差距。有分析报告指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外贸激增和投资大潮催生了传媒广告行业飞速增长的十年，昨天或今天“独领风骚的媒体”，如《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华西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和《中华工商时报》等，“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拐点，从而完成了自己第一个发展阶段 ”。面临同样的机遇和挑战，和报纸媒体特别是都市报群体可圈可点的业绩比较，电视媒体的变革和进步的确有些“相形见绌”。
      与境外媒体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中国加入WTO以后，媒体产业对外开放势在必行，从目前的情况看，境外电视媒体在部分地区落地“小试牛刀”，在收视上占有明显优势。央视调查咨询中心广告监测部一份名为《境外电视媒体与珠三角洲文化的相互关系分析》的报告描绘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电视市场这样的图景：“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电视媒介环境，再加上港资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珠三角地区的娱乐经济呈现出明显的香港化，……粤港的一体化，富裕的珠三角洲，造就了让人垂涎欲滴的娱乐文化市场。”孙玉胜在一次谈话中表述了自己的担心：“我们的媒体要面临这样的竞争力，舆论安全、文化安全、执政安全问题马上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
      网络与电视争夺受众。美国著名的咨询研究机构扬基集团发布最新研究报告称，欧洲互联网用户目前平均上网时间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看电视的时间，这预示着互联网产业的潜在商机已经变得相当可观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03年12月31日，中国的上网用户总人数为7950万，同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结果62万上网用户人数相比，现在的上网用户人数已是当初的128.2倍，中国上网用户总数增长非常之快。随着中国网民人数的快速增加，宽带网络的不断普及，具有互动性质的网络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使用者，电视媒体面临的观众流失问题恐怕会越来越严重。

二、电视媒体遭遇的文化困惑
      中国是电视传媒大国，却还不是电视传媒强国。中国的电视媒体从业人员和覆盖范围规模很大，但其传播效益、经营效益又极不成比例，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电视媒体与世界大国的电视传媒业相比更显得弱小，显然，这与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角色的困惑  社会加速转型时期，政治属性和商业压力的共同作用，行政主导与资本拉拢的双重影响，使中国电视媒体在其角色立场上出现多变和不稳定的现象。长期以来，主流媒体企图把公众的关注点纳入自身的秩序轨道，但它关注的话题与公众关注的话题却时常产生脱节，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主流媒体流失观众，而非主流社会群体被媒体遗忘，电视传媒的公众性受到质疑。
      电视媒体拥有人数最多的受众群体，承担着公众对媒体的很大期望，但在较长的时间里，媒体传播与公众期望背离的情形却在相当范围出现。一方面，77.3%的观众认为电视新闻报道应加强“对老百姓身边事的报道力度”，73.1%的观众赞成应增强“对各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评、监督力度” 。另一方面，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主持人敬一丹在一次座谈会上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反映：《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所以有行内人士感慨：“央视舆论监督尚且如此，更何况其它地方媒体了。《焦点访谈》的苦衷折射出我国舆论监督的困难。 ”
      电视媒体的关注点游离在公众的需要之外，更加突出的是，会议报道、官员动态充斥各级电视台的各个时段，令观众生厌。中央高层如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时期也都就此作过尖锐的批评，直到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要求媒体改进会议报道，电视媒体“重官轻民”的情况才有所改变。官方媒体报道，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改进会议报道的要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大大压缩会议消息，“得到了全国观众的广泛认同，成效显著。……市场占有率在该时段提高了2%。 ” 其实，电视报道要拿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在行政主导的社会结构里，政府的“偏好”通常就是媒体的“偏好”，另一方面，政府的“失语”往往也导致了媒体的“失语”。国家统计局2004年4月公布在广东全省各地级市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电视、报纸、广播仍是公众选择最多的主流媒体——广东居民经常接触的媒体是电视，超过85.4%的人经常收看电视，主流媒体的“失语”导致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假如85.4%的公众从电视上得不到准确的信息，可以推断，他们当中相当部分人就会求助于边缘媒体(如网站与短信)，边缘媒体汇集民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个时候，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形同虚设。
      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伟大斗争已经用强有力的事实证明了社会整合的重要性，主流媒体在社会整合中应该承担起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在社会上也形成了共识。电视媒体借助高度发达的传播手段，延伸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其影响力几乎掌控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它有义务、有理由、也有能力成为社会的守望者，它在角色方面的困惑应该得到及时的澄清。
      利益的困惑  中国电视媒体扩张迅速，电视台(频道)数、栏(节)目数大幅增长，份额有限，争夺无限，面对收视市场有限的份额，电视媒体之间为争夺观众目光的竞争日趋激烈。另外，经济转型掀起的市场化浪潮推动着电视产业化的尝试，电视媒体尽管还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行为之外，但在坚持政治属性的同时，却无可避免地面临着市场一轮又一轮越来越强烈的冲击。更现实的是，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面临“断奶”的考验，无法再依靠行政拨款生存，或者有限的行政拨款已无法维持“小康”甚至“温饱”的水平。
      电视作为工业或者商业的一种经营手段，作为投入巨大的文化产业，必须尽量传播能引起具消费能力(潜力)的受众群体关注的内容，必须尽可能大和尽可能快地得到利润回报，以吸引社会资本的再投入。“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 ”
      和西方国家的情形相比，中国电视媒体有自身的特殊情况，它面临的更多是产业发展不足所带来的问题，但是市场因素为电视媒体带来的利益困惑却是不争的事实——媒体的商品属性被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似乎电视台的理想就是一个赢利的公司，媒体的从业人员也就有可能成为待遇丰厚的“打工皇帝”，传媒研究一时之间几乎全变成了传媒经济研究，赢利目标直接挑战媒体的社会责任。
      电视媒体的繁荣得到各级政府的政策倾斜，也得到各种利益团体和个人的青睐，太强的特权意识和太弱的自我约束形影相随。特权下无“公规则”而只有“私规则”，没有公众利益而只有既定团体与个人的利益。只要不犯政治错误，不违反上级的政策方针和宣传纪律就可以随心所欲，媒体的公众立场被列为较低等次的价值标准，于是一些情况开始司空见惯：新闻发布会不派红包就不出席、不发稿，采访往往是记者一字一句地教导受访者按其意图一遍遍地重复，甚至有从业人员借“舆论监督”为敲诈手段，在这种畸形而低水平的传媒文化的背景下，炒作越来越成为吸引眼球、提高收视率的首选，自恋倾向日益膨胀，媚俗之风愈演愈烈，有偿报道与有偿不报道更是长期为人诟病。利用公众媒体为团体和个人利益“寻租”这种社会现象，不仅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有关联，也与媒体缺乏以维护公众利益为己任的传统有很大关系。
      公众利益必须置于媒体自身利益之上，这样的要求即使在宣扬“新闻自由”的西方也是很正常的——在号称文化媒体业为仅次于航空航天业列居第二大支柱产业的美国，媒体是宪法惟一明文保护的行业；但在另一方面，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公众同时要求媒体行业的行为标准高于其他行业。所以，要清醒地认识到，电视媒体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也有文化商品的性质，它必须具备自觉的社会公益意识，首先必须对社会负责，然后才是对媒体的自身利益负责，绝对不能变成以利润最大化为惟一目标的商家。
      格调的困惑  有权威机构的调查显示，对于电视节目，40.6%的观众认为“部分娱乐类节目有庸俗化倾向，要提高文化品位”，38%的观众认为“节目形式互相抄袭，雷同”，28%的观众认为“高水平的音乐会、演唱会太少”，18.4%的观众认为当前电视综艺类节目“过分追求豪华形式”  。有人甚至强烈抨击一些电视节目“故事是瞎编的，人物是丑陋的，观念是陈腐的，审美是低俗的，堪称无聊之极！可却整天在好几家电视台那里轮番播放，弄得屏幕上神神叨叨的。 ”
      一些媒体的行为已经不能以格调进行评论，似乎已经走到挑战社会容忍程度的边缘，比方为加强“真人秀”的煽情效果，某些电视台使出无奇不有的“绝技”，报载“继去年(2003年)5月，一女子在××卫视《真情》栏目录播现场因情绪激动割腕自杀后，昨又传来消息，一位母亲因无法劝阻心意已决的女儿，昏倒在演播厅，让人不禁引发思考，这种‘生猛’的节目录制方式是否已成为电视节目的一种‘绝技’？”
      为了抢夺有限的广告市场，各级电视台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的收视率，一旦发现某种类型的节目热播，一哄而上地跟风“克隆”，内容、形式同质化倾向非常严重。如果只是翻抄别人出色的创意和优秀的节目倒也罢了，若果拷贝的是格调低俗之作，低级的、庸俗的节目马上又遍地开花，大有一副“要生同生，要死共死”的架势。
     应该承认，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有了长足进步，但整体水平还是比较偏低的，一些格调不高的电视节目大行其道说明的确也有不少观众在接受这样的“娱乐方式”，但是作为中国最普及的媒体，电视除了迎合和利用公众的趣味之外，难道不应该提高自身的文化品位，难道不应该为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吗？

三、电视媒体可能的文化出路
      中国电视媒体空前繁荣的同时，理论探索和文化成熟远远滞后于实践的发展，轻视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存在于电视发展中的种种文化困惑说明，电视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思维的启迪，电视产业的成长也离不开文化出路的探寻。
      电视作为公共领域的主流媒体，在社会整合上应该起到强大的理性沟通作用。查尔斯•泰勒在《公民与国家的距离》中描绘了公民社会的理想模式，他认为“构成真正民主决策模式的条件包括：A.相关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体的一分子，这个共同体拥有某些共同目的，并且认定其他成员也分享这些目的；B.公民的心声能够被倾听，并在辩论中也能发挥他们的影响力；C.由此所产生的决定，是真正为大多数人民所喜好的” 。中共十六大以后，计划经济年代的“全能政府”正在向市场经济年代的“服务政府”和“问责政府”转变——社会信息本来是一种公共资源，但过去几乎都被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垄断，今天，正在逐步建立的信息披露制度，逐步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纳入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一方面，电视媒体要为公众进入主流话语提供适当的途径，搭建对话平台，为政府与民间的理性沟通寻找更多的通道；另一方面，电视媒体也有责任按照公民社会的目标培养和引导观众，提升观众的社会责任感。电视作为最受公众重视的媒体，它与公共领域的疏离状态应该得到有效的消除，它在公共领域里担当的角色应该得到加强。
      电视媒体应该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真正担当起社会守望者的角色。有必要进一步确立媒体的公众意识，认清媒体的责任和义务——监测社会环境，守望社会发展，消除社会弊端，增进社会福祉。在电视媒体产业化进程中，建立良好的约束与激励机制非常重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单凭自我约束并不能保证媒体的公众立场不被经济利益侵害，所以必须在行为和收益之间建立起联系，让“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道德与利益挂钩，电视媒体的文化建设才有制度的支撑。
      电视媒体要更加注重内容的创新和生产。长期以来，在中国电视传媒产业的价值链条中，规模的扩大、网络的拓展和经营的增长一向受到重视，各级电视台热衷于圈地铺路，对内容则比较地忽视。在传播技术升级换代的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硬件建设的有效周期被大大缩短了，但是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内容依然是传媒产业赖以生存的前提，传媒产业是内容产业，不注重内容的创新和生产最终会自尝苦果。
      直面电视媒体面对的困惑和危机，并不是说电视已经日暮西山走上了穷途末路，在现实生活中，有危机就会有转机甚至有契机。居安思危，勇于反思，电视媒体才能走出观念和文化的迷茫，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拓宽生存空间，在新的形势中得到更大发展，将中国这个电视大国逐步推向真正的电视强国。

(本文发表于《粤海风》杂志，获广东省新闻论文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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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卡捷琳堡市位于俄罗斯中部，坐落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间，铁路、公路、航空交通四通八达，自然条件令人羡慕。它的地理位置独特，恰好处于亚欧分界线上，这座界碑就是城市标志之一，在这里，大家可以一脚站在欧洲，一脚站在亚洲，豪气冲天，乐趣无穷。
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一座重要的城市，在苏联时期一度改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现有人口130多万人，人口数量居俄罗斯第五位。二次大战期间，苏联将国防工业和科研机构转移到这个地方，几十年苦心经营使叶市工业基础雄厚，科研教育发达，现在，它的国民经济综合指标和商贸流通数量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居俄罗斯第三位。
　　国防工业需要保密，所以叶卡捷琳堡直到1991年才对外国人开放。
　　提到叶卡捷琳堡，提到叶卡捷琳堡的国防工业，就不能不提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是俄罗斯著名的重工业企业，设计制造能力非常强，2003年就是这家大型企业70岁生日。
二次大战期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一共生产了5400辆坦克开往前线，有力支持了反法西斯战争，战时生产的最后一辆坦克成为厂区里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座雕塑。
　　就是在“二战”期间，蒋经国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过车间副主任和厂报《争取重工业胜利报》的副总编，蒋经国的妻子芬娜出生在叶卡捷琳堡，青年时代进入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天车，当时她的顶头上司就是个子不高的中国人蒋经国，两人在这里恋爱结婚并且生儿育女，直到“西安事变”之后，蒋经国才离开这里回到中国。虽然后来芬娜改名为蒋方良，但叶卡捷琳堡的人们记住的，却是永远的芬娜。
　　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与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也很有渊源，在厂史博物馆的签名册上，至今保存着毛泽东和周恩来1950年2月19日的签名。厂方介绍，为建立中国大型的炼钢厂和机械厂，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期间，曾经亲自考察过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后来，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在中国沈阳等地参与了中国重工业企业的建设，据称沈阳重型机械厂就活脱脱是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克隆”。
　　现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拥有10个大型机器制造车间，年产值48亿卢布，产品遍布俄罗斯本土及世界各地，它与中国的合作也在增加。
　　同样，提到叶卡捷琳堡，就不能不提到位于叶市的乌拉尔国立技术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这些久负盛名的科研院校，为叶市的机械、冶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人才和研发的基础。
　　乌拉尔国立技术大学是列宁在1920年亲自批准开办的，至今仍然是俄罗斯一所重要的大学，也是乌拉尔地区最好的大学，现有学生2万8千人，包括数十名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是河南焦作根据政府协议派来的预科学生。
　　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是这间大学1955年建筑系的毕业生，当然也是最令师生们自豪的毕业生，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总理的雷日科夫也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值得一提的是，叶卡捷琳堡是叶利钦走向政坛的发迹之地，他在这里担任过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的党的负责人，因为叶市是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州的首府。
　　校长斯捷潘罗维奇介绍，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里曾经培养过300名中国留学生，后来他们当有总工程师、教授、企业经理，还有部长和市长。当时教过中国学生的老教授，对中国学生的勤奋和聪慧至今赞不绝口，言下之意是今不如昔，毕竟现在的中国学生想法上复杂得多。
　　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在冷战时期专攻军事科学，据说有名的防空导弹S-300就是他们的杰作之一，现在他们的科研经费中，约有三分之二仍然由政府下拨，剩余部分自筹。在那里有这样的对话：
　　“科研工作在现在得到社会上的尊重吗？”
　　(思考片刻)“所有的工作都应该得到尊重。”
　　“在现在的条件下从事科研工作有没有满足感？”
　　(思考片刻)“所有的工作都有满足感。”
　　有关人士宣称，他们拥有的技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有三件体积不大的设备，可以运用不同方法提高金属的技术指标，大大延长其工作寿命，在航空、航天工业上有独到用途，如此等等，现在他们都向国际市场推销。
　　叶卡捷琳堡是工业之城、大学之城、科研之城，也是艺术之城，传媒之城。
　　叶卡捷琳堡少儿芭蕾舞团演员都很小，但名气却很不小，一招一式已经透现出大家风范。俄罗斯的教育制度非常严谨，学芭蕾更有“严师出高徒”的味道，真难为了这帮小孩。
　　叶市共有12个电视台， 15个电台，200多家报纸和杂志，当地官员认为，叶市应是俄罗斯新闻传播业最发达的地区。
叶市TV41电视台系政府入股，算是政府喉舌，与基本上是私营的TV4形成龙虎相争态势。TV41电视台共有200多名员工，每天播送两次共两小时新闻，每次1小时，其中80%是本地新闻，主播与记者在演播厅里谈话，介绍新闻背景和采访经过。整个采制播过程实现了数码化，体现了电视传播轻型化的趋势，它在乌拉尔地区有300万观众，但叶市政府年轻的新闻官觉得，还是私营的TV4更有竞争力，观众也会更多一些。
　　俄罗斯人目前最喜爱的媒体是电视，报纸发行量因而下降，《乌拉尔工人报》原来日发行上百万份，现在只剩下约10万份，但仍然是叶市第一大报纸，报头上留有苏联共产党的党徽。
　　探寻苏联的遗迹，叶市是理想之地。列宁广场上，没有胡子的列宁塑像俨然一付交响乐指挥的派头，行人车辆匆匆而过，时光流逝，却又似乎停在从前，个中感受，无人能明。
新建的多是东正教堂，在革命党人枪杀末代沙皇的地方，将会建起一座宏大的教堂，奠基的时候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也有出席。
　　污水湖是市中心的一个人工湖，原来排入的都是工厂的污水，故而得了这么个名字。污水湖的水坝是叶市一景，坝上也有一个列宁的塑像，静静地看着社会变迁，看着工人的后代们在水坝下面喝啤酒、摇滚、吵闹、打架，看着太阳落下，然后升起，他想着心事，目光深邃。
这就是叶卡捷琳堡，浩瀚的大森林，远去的历史，交织着斑驳光影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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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空业在经历航空公司重组和投入巨资建设机场、购买客机以后，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提高服务质素，确保航班准时起降。
      为改善行业形象，国家民航总局在2004年出台《对国内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给予旅客经济补偿的指导意见》的文件，并从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项备受争议的政策规定：航空公司因自身原因造成航班延误4小时以上、8小时以内,或者超过8小时，旅客可以要求以现金、购票折扣和返还里程等方式进行经济补偿。
　　行业主管部门始料不及的是，其后由于航班延误引发的纠纷更是愈演愈烈——航空公司并不愿意向受到延误影响的乘客给予补偿，为此甚至不惜调动机场公安实施“威慑”，而另一方面，愤怒的乘客为了取得他们认为合理的补偿，强行占机、拦截飞机甚至破坏机场设施等“暴力化”事件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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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却会变成亲切的回忆”
　　这是普希金的一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圣彼得堡是诗人之城，让人想起那些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作家以及音乐家，除了普希金还有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一代文豪，以及创作了《天鹅湖》的柴可夫斯基。圣彼得堡的凄美和忧郁哺育了俄罗斯文化。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城市，始建于1703年，9年后成为俄罗斯的首都，直到1918年。19世纪是圣彼得堡的皇族和贵族们的黄金年代，充斥着芭蕾舞和交际舞会，文学和艺术的讨论，还有茶和美味的鱼子酱。
　　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在斯莫尔尼宫起义，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打冬宫。1918年莫斯科成为首都，圣彼得堡则在此前的1914年改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又改称列宁格勒，直到1991年居民们投票恢复了这座城市最初的名字。
　　没有到过圣彼得堡就没有到过俄罗斯，正如没有到过莫斯科就没有到过苏联。
　　这是两座迥然不同的城市。圣彼得堡优雅、宁静、金碧辉煌，举手投足之间俨然欧洲贵族的气派；莫斯科的建筑风格充满着对革命年代和工业文明狂热的敬仰，除了克里姆林宫周边地区，坚硬、灰冷、高耸的现代建筑遮天蔽日。
　　没有彼得大帝就没有圣彼得堡，这位带领俄国走向富强之路的沙皇，青年时代隐姓埋名随贵族子弟遍访德国、荷兰、丹麦和英国学习造船技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对荷兰的运河城市深深着迷，决意将建在沼泽地上用来对抗瑞典的“圣彼得要塞”打造成一座通往海洋的“水上城市”，一座北方的威尼斯。
　　总之，圣彼得堡就是彼得大帝心目中的理想之城。但圣彼得堡却不是因彼得大帝而得名。彼得大帝生于1672年5月30日，这天正好是圣徒彼得的纪念日，按照俄国的宗教传统，圣徒彼得是这天出生的所有人的守护神，所以彼得大帝就把他心目中最重要的城堡、俄国的出海口以圣徒彼得命名以纪念自己的守护神。他认为：这个要塞就好像俄国出海的一根门匙，正如《圣经》中讲述的门徒彼得主管通往天堂的门匙一样。
　　圣彼得堡的规划称得上完美，那种完美你在今天的大多数城市都找不到。苏联时代重点发展莫斯科，当局的厚此薄彼却无意中为圣彼得堡留下了原有的风格，不像莫斯科被玻璃、钢铁、水泥和“妄想型”的雕塑所包围。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方向”，傍晚，我们的游艇从一个又一个桥洞穿过，向着芬兰湾驶去。船上的歌手唱着俄罗斯民歌，河面上闪着金光，沿岸古老的建筑物灿烂辉煌，东正教堂色彩绚丽的洋葱型圆顶，在夏日的蓝天下格外耀眼。看海、看河都在圣彼得堡，水道绝对是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不论是乘搭运河上各种各式的观光船或在陆地上徒步旅游都是浪漫而难忘的经历。
　　所以圣彼得堡人有点瞧不起莫斯科人，觉得那儿没有深厚的底蕴，直到圣彼得堡居民普京成为俄罗斯总统，这儿人们的心情才好起来，“迁都”的传说一次比一次逼真。圣彼得堡现有人口475万，面积1400平方公里，当地时间比格林尼治时间早3小时。每年的 6月11日到 7月 2日有极昼现象，号称“俄罗斯北方的首都”。
　　1992年初，尚未满40岁、刚刚退出克格勃的普京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市副市长，翌年又兼任市政府的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1994年，普京出任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仍然兼任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日常事务委员会主席，在圣彼得堡可说是权力仅在索布恰克一人之下。当时有记者问索布恰克：“您为什么要重用一个克格勃？”索布恰克的回答是：“他不是克格勃，他是我的学生。”
　　普京在圣彼得堡经历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等惊心动魄的变化，经历并且参与了由苏联的极权和计划经济体制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又领导了圣彼得堡的市政府，从而积累了可贵的政治、行政和管理经验，包括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这对普京后来到莫斯科工作都是大有益外。任何政治首先都是地方的政治，有没有在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担任行政首长的经历当然大不相同。成为总统的普京经常回到圣彼得堡，他在这里会见外国领导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
　　和别的圣彼得堡居民一样，普京没打算在莫斯科过一辈子，他的别墅建在夏宫附近，退休以后他一定会回到圣彼得堡，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初恋的地方，最喜欢地方。市郊波罗的海海滨的彼得夏宫，占地1000公顷，共有三个大花园、大小宫殿十多座，喷泉多达300个，目前开放的喷泉有174个，其中最大的喷泉群就在占地102.5公顷的下花园，这组喷泉群包括与狮子搏斗的力神及百多个雕像喷泉，全部镀金的雕像皆造型生动、栩栩如生；最高的泉柱达20米，64个喷泉眼沿两座梯形瀑布流下，充满皇家花园的豪华气派。不过我觉得它的通往海边的林荫大道最迷人，高雅渗进了泥土和空气。
　　仿古打扮的乐手不停地演奏各国的乐曲，一时能够听到《义勇军进行曲》，一时也能听到海峡那边升旗的曲子。市区里有几家超大的国营商场，许多中国游客在抢购纪念品，一些东西想不到的便宜，我买了一个做工精细很有俄罗斯风格的花瓶，折算为人民币也就20块钱。
　　俄罗斯的夏天，白天长，夜晚短，随时让我有出外抓拍的冲动，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这是一片伟大的土地，历经磨难，人民依然热爱生活，对包括我在内的外国人的好奇保持着平静和友好，也许还有一点点的羞涩。
我只是过客，与俄罗斯人的交流大多限于眼光的默默对视，但他们的眼神令我难以忘怀，那份高贵而变幻莫测的笑意，还有油画般凝重的迷茫与怆悲。
　　他们中有舞蹈演员、机械厂的工人、沉默的农民兄弟，他们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融在血脉里，举手投足间不经意地流露，我相信他们总会实现不曾磨灭的强国梦，有一天，俄罗斯还是中国强大的近邻——虽然我也说不上这其中包含的福祸，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俄罗斯－苏联－俄罗斯毕竟在精神与理念上有一段割舍不断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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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韶关呆了二十几年——读书和工作，从没去过南雄珠矶巷。其实韶关离南雄也就百余公里，不是不想去，是压根没想过这个问题，当时以为很愚蠢。
    今年去也是为了工作，兴致却大了许多。想想也是，你看珠矶巷里游手好闲的绝大多数就像我似的城里人，吃饱了没事，开始关心以下的哲学命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珠矶巷给我解答“从哪里来”的疑问。珠江三角洲，许多人自称“珠矶后人”，即使他从未到过珠矶巷，或者对“珠矶后人”这个儒雅的概念不甚明晰，但这个说法民间很是流行。
    没想到珠矶巷的名声如此大，南京外国语学校1997年初中招生考试，大概是面向散落在全球的华侨华人第X代的，其中有一道题，挺难的——
    我在南雄珠矶巷采访，听来一个小插曲：有个美籍华人在夏威夷旅行，遇上另一个华人，问起祖籍在何方。答曰：广东南雄珠矶巷。问者诧异：“珠矶巷?那么你的脚趾最后一只是重甲?”答曰：“如假包换!”随即脱鞋脱袜，果然如此。问者也急忙脱鞋脱袜一展示，也是重甲。这是珠矶人世代天成的特殊标记啊!于是，他乡遇故乡人，都说几十年没回祖籍故乡了，思乡之情顿涌心头，两个游子在异域抱头痛哭。
问：这段话是为了表达？请选择：A.为了表现中国人故土难离的陈旧观念； B.借以表达作者思念故土大陆的感情；C.为了表达中华民族凝重的乡土情怀。
    广东土生土长，在B与C之间我都觉得为难，不知那些“黄皮白心”的孩子怎么样，想必更不明白。
    为了找出一个符合主流意见的答案，特意翻书寻出一段解释，仅供参考：珠玑巷位于广东省南雄县城北9公里处，自唐朝丞相张九龄（即张昌）开凿梅关之后，成为梅关古驿道上一个南北交通的重要街镇。它是古代中原人民到南方经商或迁徙的中转站，现分布于珠江三角洲的绝大多数粤语方言群和小部分客家人均为其后裔。随着近现代史上的几次移民潮，珠玑巷后裔已分布于世界各地。
 “中国人最初和最终的责任对祖先和后代尽心尽力”，宗族观念强，路线图才清清楚楚，我们“从哪里来”问题才回答得详详细细。
     “珠矶后人”就是移民，因为战乱和各种原因从北方迁徙到南方，扎下根来成为广府人，珠矶巷代表着一种难忘的仪式，进来之前是北方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等，走出去以后脱胎换骨，已经变为如假包换的岭南人氏，于是，珠矶巷成为他们心目中永远的圣地——流浪部落的精神家园。
      这种情形在世界上也有共例，比方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就是移民们为了记住飘洋过海的经历树立的标志，没进到哈德逊河口，你还是英国人荷兰人，过了自由岛，移民局在你的表格上“啪”盖上戳，恭喜，你就是美国人啦，所以自由岛建起自由女神像加以永久纪念。
      移民的作用很值得尊重，潘光旦说过：南方人有比较进取的品性，而这种品性在客家人(注：指移民)中表现得最强有力，由此可见，粤人性格的形成从移民群体的品性中得益尤多。现在也如此，没有新移民，没有外地民工，就没有广东的繁荣。
进一步发挥，打死孙志刚的广东人肯定不对，你不过是早一点(也就几个世纪吧)从北方南下而已，那时候岭南的土著居民也没问你要“暂住证”呀，对不对？
      扯远了，讲回到珠矶巷，这里人的面相很奇特，尤其是老人，与岭南人种有明显的不同，不听口音，你说他是陕北(或是北方随便哪里)老农没人不信，不过小孩就已经相当岭南化了。呆在韶关的时候已经知道南雄民风纯朴，到珠矶巷一看，果然比粤北其他地方的人们要文化一些，毕竟他们的祖先是中原来的大户人家，底蕴厚实多了。
     不过《城市画报》的一位朋友，南雄人，在那里读的小学中学，他倒以为珠矶巷已不复古风，“充斥着劣质的雕塑和族谱”，说这话时他一脸怅然，有家园已经远去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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