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来说，她的人民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这就是成熟的最明显的标志。谁都不会否认，邓小平从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观察的角度说，中国的成熟有以下一些证据：(1)孔令辉和刘国梁在奥运会颁奖奏起中国国歌的时候，模仿美国海军的礼节，自作主张把手抚在心口上，但中国人不以为怪。(2)虽然许多人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中国人已经开始懂得享受，旅游、运动、艺术成为时尚，即便水平都还不高。(3)驻守西沙的中国军队初步具备了环保的意识，海上的垃圾冲到岛上，他们都会进行颇专业的处理。(4)深圳的市民开始流行义务劳动回报社会的观念，争先恐后要求到贵州做一年月薪只有400元的义工，为此可以放弃目前的职位和高的收入。(5)在不知不觉中，中国的新闻传媒发生了变化，而网络的引入，更使这种变化不可逆转。证据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现在的中国还不是充满梦想的国度，但在平淡之中，她正在走向成熟。（2000年10月1日 星期日）
这似乎算不上一个时事论题，但是最近在上海找到了碰撞点，60年代人要在那里会见他们的情感导师罗大佑，而70年代人则在世纪更替的时候拿出了充满争议的小说《上海宝贝》。其实也不是所有60年代的人都喜欢罗大佑，就像并不是所有70年代人都和“老外”“有一腿”一样，然而这两件事都具备了象征意义。60年代人幼年时经历了“文革”缺乏温情的岁月，然后他们中的幸运者在80年代接受了高等教育，校园里接触了罗大佑，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稳步改变的阶段，博采众家之长的同时，他们得到的还是比较正统的教育。出到社会，他们逐渐成熟，在各个领域都能独挡一面，也是中共要在“十六大”前后大力提拔的对象，他们很有理由成群结队地去上海，重温他们感情充沛的80年代。70年代人就不同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岁月，找不到那么大的感情落差，他们90年代进入大学校园的时候，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裂变，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下岗失业，他们更多地注重金钱的价值，情感上的需要不像60年代人那样迫切，来到社会，他们也很快独挡一面，不过至少是中共的高层觉得有必要继续考虑，是否有必要马上把接力捧交给他们。但是我也想到了英国作家艾略特的话：“去年的话属于去年的语言，明年的话等待另外一个声音”，不管是哪个年代的人，我都希望他有长长的幸运!（2000年8月29日 星期二）
澳大利亚人办的奥运开幕式非常精彩，特别是燃点圣火的时候，取得了水火交融的效果，绝对是出奇制胜。奥运很浪漫，奥运很残酷，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竞技场上留不下失败者的名字，所以有人服药，有人黑哨，好端端的奥林匹克也染上了铜臭和罪恶。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尤其注重国家的排名，在场上赛的场外看的，精神压力大得很。其实体育就是体育，竞技也是游戏，最好不要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你没见当年苏联、东德在奥运会上威风八面，如今一个成了俄罗斯，一个被西德兼并，赛场上的实力和国家的实力不是一回事，如果知道当年东德的教练运动员靠兴奋剂夺金，那么爱国主义旗号下的勾当更值得怀疑和批判。都放松一些吧，带有更多的审美愉悦的心态，高兴地看到本国国旗在赛场升起，当别人拿到奖牌也不要生气，奥运本来就是一个大PARTY!（2000年9月15日 星期五）
中国人喜欢借景抒情，中秋月圆之夜，顺理成章一个愿望，就是人月两团圆。然而世纪末的现实偏偏事与愿违，翻开报纸，打开电视，灾难报道接二连三出现，常德劫案两凶手在逃，乌鲁木齐爆炸案死伤惨重，更离谱的事发生在广州，市民们刚刚发现，自己爱吃的烧鹅月饼之类，竟都产自垃圾成堆特别肮脏的地方，上面有许多细菌。经过20年奋斗，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繁荣的背后，公众安全感却在下降，人身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等，都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经济发展了，日子好过了，需要提心吊胆的事儿也多了。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把建立公众安全系统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和实施日程。否则，缺乏公众安全的国家，又怎么谈得上国家安全呢？（2000年9月14日 星期三）
周庄的名字是这几年14座桥梁分别建于元、明、清才响起来的，它是江苏的一个镇，但离上海相当近(距市区约1小时车程)，所以上海的许多旅行社都开办了周庄一日游的项目。周庄自称有900年历史，镇上近千户人家当中，明清建筑占了60%，但如果时光倒流20至30年，估计这样的古镇在江南有的是，现在的问题是只有周庄保存了下来，所以整个镇全是旅游区，一进镇就得买票，“轿从前门进，船自家中过”而且票价高达60大元。镇里头的人大概想不到，老祖宗给自己留下的旧房、旧桥、旧船、旧手艺，竟都成了发财的工具，带来滚滚财源。周庄的庄民做生意有耐心，能粘，说服工作到家，但对游客的态度不坏，即使你不买他的东西，他也仍然会和气地给迷路的游客指路。坐着布篷船穿行在周庄，黑瓦白墙再加上鲜红的灯笼，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回到明清时代，那时的城镇规划和建设，一点不比现在差哩。(2000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