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算不上一个时事论题，但是最近在上海找到了碰撞点，60年代人要在那里会见他们的情感导师罗大佑，而70年代人则在世纪更替的时候拿出了充满争议的小说《上海宝贝》。其实也不是所有60年代的人都喜欢罗大佑，就像并不是所有70年代人都和“老外”“有一腿”一样，然而这两件事都具备了象征意义。60年代人幼年时经历了“文革”缺乏温情的岁月，然后他们中的幸运者在80年代接受了高等教育，校园里接触了罗大佑，那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稳步改变的阶段，博采众家之长的同时，他们得到的还是比较正统的教育。出到社会，他们逐渐成熟，在各个领域都能独挡一面，也是中共要在“十六大”前后大力提拔的对象，他们很有理由成群结队地去上海，重温他们感情充沛的80年代。70年代人就不同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岁月，找不到那么大的感情落差，他们90年代进入大学校园的时候，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裂变，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下岗失业，他们更多地注重金钱的价值，情感上的需要不像60年代人那样迫切，来到社会，他们也很快独挡一面，不过至少是中共的高层觉得有必要继续考虑，是否有必要马上把接力捧交给他们。但是我也想到了英国作家艾略特的话：“去年的话属于去年的语言，明年的话等待另外一个声音”，不管是哪个年代的人，我都希望他有长长的幸运!（2000年8月29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