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政府与媒体处在经常性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但这种对立巧妙地在美国国家利益的价值观上得到协调和统一。马克思说：“现代国家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联邦宪法明确规定：联邦宪法和联邦政府在美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联邦总统拥有“帝王般”的权力。同时，分权制的政体以及新闻媒体无处不在的监督，让权力受到强有力的约束和制衡，也使社会矛盾的运动得到有效的规范和化解。
(1)美国的政府与媒体互不隶属，最近几年的关系不断恶化。
美国的政治体系由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权利中心组成，而公认的第四个权利中心就是新闻界。
美国著名政治传播学学者大卫•帕雷兹强调，新闻媒体能够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让公众认为媒体报道的内容是重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求政府将其列入工作计划当中，并将政府的表现作为对政府评价的标准。
NBC前驻白宫资深记者约翰•丹西曾有30年新闻从业经验，他说：“新闻界的作用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的作用很多人觉得像总统那样。在美国新闻媒体并不是政府或者政党的一个部分，当然他是独立于这两者之外的，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听从政府或者政党的命令。新闻媒体在一个民主政治体系中，能对社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被问及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时，《纽约时报》海外新闻编辑苏珊回答：“一般来讲非常紧张。毫无疑问，《纽约时报》之所以跟美国政府之间有如此紧张的关系，是因为《纽约时报》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受美国宪法保护，可以自由地发布任何他们想发布的新闻，但这样有时会令联邦政府非常恼火，一旦涉及到敏感话题的时候，关系会尤其紧张。举一个例子，2005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指美国政府在未经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秘密对所有海外电话进行了录音。报纸出版之前，《纽约时报》接到了布什总统的电话，要求撤销这个报道，认为报道可能影响一项正在秘密执行的工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纽约时报》最终还是刊登了这篇报道。美国政府非常的恼火，但是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北卡罗莱纳州州长政治与新闻顾问麦克认为：“最近10年以来，政府和传媒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关系越来越坏。”他讽刺说：“传媒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他们现在感兴趣的，基本上就是丑闻，丑闻越多他们越感兴趣，如果政治跟丑闻连在一块儿，传媒才感兴趣，否则就不感兴趣。”
(2)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恶化并不影响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大卫•帕雷兹将美国的记者分别比喻成两类不同的狗，“一种是政客放在办公桌上的‘金巴狗’，他们依赖政客的意见和报告来完成自己的报道，只是直接传达政客的信息，没有丝毫的分析和怀疑。在布什总统驻军伊拉克的事件上，他们没有提出任何的批评；另一种是‘看门狗’，他们认为需要负起责任来，仔细审查政府的成功和失败，并且报道出来。”当然，在这位学者的眼中，只有“看门狗”才是合格的记者。
约翰•丹西认为：“新闻最重要的作用是要说出真相，这样人们才能够掌握足够的信心。从人民手中获得执政权利的政党，必须努力让人们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做出他们的这些的决定。所以人们才必须获得真实的信心，这样他们才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他告诫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作为发言人你们应该知道的是，你们并不是新闻的唯一来源，也许过去可能是这样，但是记者是可以通过其它渠道去获得真相。记者是非常独立的个体，你永远不能阻止他去探求真相。”他以自己担任白宫记者的经验断言：“我想说的是，没有让人难堪的问题，只有让人难堪的回答。”
正因为有这样的新闻传统，《纽约时报》勇敢地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华盛顿邮报》勇敢地揭露了水门丑闻导致尼克松总统受弹劾下台。现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新闻自由的时候，多数美国人会把新闻自由、星条旗、祖国列为国家尊严的源泉。
(3)因为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政府的新闻发布、竞选制度和媒体的自由报道构成了美国社会貌似混乱、实质有序的基础。
政府与媒体之间的“战争”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麦克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为了争取媒体的“正面报道”想了许多办法，这个州“很流行的一个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娱乐业，就是赛车。州长想如果要到这亮一下相，说不定又会提高一下知名度，但是他又不敢去，因为去看赛车的这些人，如果州长去了他们一定觉得很讨厌，我们是来看赛车的，不想听政客来这瞎扯。这个州长怎么办呢？他把自己变成一个赛车运动员，开了一个赛车就在里面转，转转转一下撞到墙上，差点把自己杀了，然后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媒体采访给他一个很大的曝光机会。”
更加应该重视的是，在美国，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不愿意刊登或播放那些令受众不快或从内心中感到不舒服的内容。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报道上，记者的框架设置一定会体现出媒体的“主流意识”。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许多媒体配合政府的调子，把美军进入伊拉克定调为“为伊拉克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的解放战争”，虽然也有一些媒体对美军进入伊拉克的理由提出质疑，但所有媒体在报道这场战争中，都对美国军队、军人家庭、美国国旗表现了极大的尊重，绝大多数媒体回避了对战争中平民伤亡的报道，绝大多数媒体在报道中大量编发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刻意冷落反战的声音。2003年，NBC解雇战地记者彼德•阿内特，理由是他接受了伊拉克电视台的采访，并在节目中发表了对美英联军不利的言论。彼德•阿内特曾经是NBC的骄傲，他对越南战争的报道获得过普利策奖。
苏珊承认，《纽约时报》在很多情况下，也会接受美国政府的要求。这些情况包括“是否会影响到人身安全或者是其他一些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而“比较重要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在美军入侵古巴猪湾前夕得到消息，却不得不因为肯尼迪总统的要求而抽起这条独家新闻，应该说，国家利益是这家不遗余力宣扬“新闻自由”的报社始终坚持的原则。
麦克说：“我们这个系统肯定不是最有效率的，但没办法，政府就是这样工作的。”由于党派政见的不同，由于隶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和平时期，在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内政事务上，美国的媒体对各级政府包括政府首脑进行大量的监督和批评；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关键时刻，在战争时期，政府和媒体会抛弃党派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歧见，在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基础上采取共同的立场。
以“9•11”事件以后的“反恐战争”为契机，美国政府联手美国庞大的媒体帝国，成功重塑国家形象。政府不是通过新闻审查或纪律约束，而是在国家利益的核心价值观上，让众多的媒体心甘情愿地、自觉自愿地和政府在重大问题上保持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