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华盛顿的第二天，循例去看白宫，凄风冷雨，好像跟国际形势有几分匹配。白宫外的圣诞树孤独地站在深秋的雨中，等待着第一夫人传统的亮灯仪式。如果明年希拉里当选，历史上第一次会改由第一先生克林顿主持亮灯吧？
在美国的城市中，纽约最有闹市的感觉。第5大街人来人往，圣诞的气氛比任何别的美国城市都要浓郁。当然，来这里抢购名牌的，不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他们成群结队，高声吵嚷着，掏出大把的现钞，毫不犹豫地扑向一般美国人也不敢问津的奢侈品。
洛杉矶的华人特别多，据说1949年，蒋介石担心台湾也会被解放军攻破，于是暗中下令在洛杉矶开始筹备“流亡政府”，有关人士后来定居下来，形成最初的华人社区。上图是洛杉矶郊外一座名店城里的圣诞树，来这里购物的，很多就是大陆游客。
以上图片都是用索尼T200卡片式数码相机拍摄的。
琶洲，香格里拉大酒店。
我服务的电视台20周年酒会。
20年，好像什么都没变，却又变得那么多。
明年3月15日，我到电视台整整15年了。
人有多少个15年呢？
进台的时候，我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
那时候，对电视一窍不通，却抱着神圣的新闻理想。
每天，为着这份理想打拼——因为，能进电视台，非常地不容易。
不知道能收获什么，总在勤奋地耕耘，像老农一样。
1995年3月底4月初吧，香港TVB派了个摄制组，跟拍我们的工作，大概想揭示“黑幕下的新闻工作者的真相”。
当时，我正好在拍《劳务中介有蹊跷》，到处去“踢爆”劳务中介骗取外地民工钱财的伎俩。有一天，在流花路某个军队招待所，我们的偷拍被中介发现了，把我们堵住喊打喊杀。那时年青气盛，无所畏惧地冲上去质问他们有没良心，直至替被骗的外地人讨回“报名费”。
气鼓鼓走出中介的时候，远远地跟拍我们的TVB的记者拦住我，摄像机前面的拍摄灯亮着，年轻的香港记者问：“你相信正义吗，你觉得大陆的新闻界存在正义吗？”真的没想，脱口而出，我说：“我相信，我就是为了正义投身传媒的!”然后我反问：“如果连我们都不相信正义了，还有什么人会相信正义？”
后来，他们拍的片子在TVB播出，轰动一时；我拍的《劳务中介有蹊跷》也获得当年的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三等奖，那可是中国电视界的“普利策”。
一直呆在电视台，一直呆在同一个部门，一直做着我曾经梦寐以求的电视人。
当一切已经不新鲜，当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我还在这里苦苦坚持。
因为有太多的幸福和悲伤，成功与失败，顺利和挫折，发奋和懒惰，谦让和争夺，感激和唾弃，上进和堕落，忠诚和欺骗，朋友和仇敌，一切的一切，我的笑和泪水融进了这里。
我的婚姻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终结。
曾经遭遇爱情，天昏地暗，荡气回肠。
伊人远去，今天已经失去联系……
有一天，和我视同兄长的那位领导坐下来喝茶，回忆一起走过的日子，没日没夜地干活，就是为了做出广东广州最牛的电视。
他说：“真的就像昨天一样，但今天我会问自己，那时怎么可以？”我说：“那是我们最好的日子，想写一部小说，名字就是《最好的日子》。”
炎热的午后，我们都有点动情，两个大男人，眼角可能都有一点点潮湿——为我们逝去的年代，以及心中不灭的那份热情。
那一刻感动穿透内心
无语中我已泪流满面
只有那份理想
始终若隐若现
早上上洗手间的时候，通常会专心阅读中移动赠送的《南方都市报》，看到这样的报道：“记者昨天从有关方面得到证实：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发生‘窝案’，包括该中心相关负责人在内的多名工作人员已被广州市纪检部门立案调查，该案不日将进入司法程序。”
其实早就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我们集中采购回来的电脑，价格比电脑城高许多，配置落后，售后服务极差。前两年给我用的“七喜”台式机，没几天硬盘就死翘翘了，让我积累多年的电子文档一夜之间人间蒸发——气愤。
所以有人说：分散采购是分散腐败，集中采购是集中腐败，集中腐败的效率比分散腐败高多了！
今年11月，不知经过什么程序的挑选，本人也有幸成为政府采购评委，收到《政府采购评委手册》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须知》两本小册子，不过还没有正式参加过评审。估计扩大评审专家队伍也是政府采购中心应对腐败丑闻的措施。
但是，改变集权式管理思路，建立分散而相互监督的行政架构，应该会更好地解决目前政府面临的一些问题——服务效率低下，腐败效率强大。
因为是电视录播的导播，匆匆忙忙用手机拍了这张照片，就赶快回到转播车的切换台旁认真工作。
新任省委书记汪洋可能是首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吸引了许多新闻界同行到场采访拍摄。他在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强调中共广东省委一脉相承的纯正血统。
参加纪念大会的还有一批中共元老的子女，如叶剑英之子、曾任中国政协副主席的叶选平，叶挺之子、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叶正大，聂荣臻之女、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聂力等。叶正大代表元老子女发言，他的身体情况比较糟糕。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为夺取广东政权，在广州发动的城市工农兵联合武装起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为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的，起义主力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和广州工人赤卫队，另有市郊农军配合行动。12月11日凌晨3点，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广州起义开始。经过战斗，起义军基本控制了市区。随即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以苏兆征为主席(到任前由张太雷代理)，并召开首次会议，通过了广州一切政权归工农兵等决议。鉴于张发奎等人调兵回援广州，当晚起义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部署。叶挺主张及早撤往农村，但被共产国际代表否决。12日张太雷在赴前线途中，中弹牺牲。13日张发奎军攻入广州，残杀起义军民5700余人。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撤出广州，转战至海丰，参加东江地区的农民革命斗争；另一小部分退至粤北韶关附近后加入南昌起义南下部队，后来到达井冈山。广州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并称中共反对国民党政权的“三大起义”。
今天的会址，即是当年广州市公安局所在地，起义者在此设立指挥部，广州起义路也因此得名。重新布展的广州起义旧址纪念馆也在今天由元老子女剪彩后启用，纪念馆首次展出起义时用的红领带，解密了《聂荣臻回忆录》中关于广州起义的一段文字：“……当时，共产国际派了代表来指导起义，为首的是德国人诺伊曼(注：又译作”纽曼“)，是个‘钦差大臣’，也是个十足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者。他不懂军事，没有实战经验，……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靠本本，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对广州起义的失败作出比较清晰的解释。
歌德的诗：“生命之树常绿，而理论总是灰色的”，道理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