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1）构建共同的价值观，以价值观为纽带协调政府与媒体的不同角色，提高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保证公众知情权落到实处，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氛围。
　　查尔斯•泰勒在《公民与国家的距离》中描绘了公民社会的理想模式，他认为“构成真正民主决策模式的条件包括：A.相关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体的一分子，这个共同体拥有某些共同目的，并且认定其他成员也分享这些目的；B.公民的心声能够被倾听，并在辩论中也能发挥他们的影响力；C.由此所产生的决定，是真正为大多数人民所喜好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全能政府”正在向市场经济年代的“服务政府”和“问责政府”转变。社会信息本来就是一种公共资源，但过去几乎都被政府机构所垄断。今天，正在逐步建立的信息披露制度，正在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纳入公众的监督之下。但是，要实现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目标，“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各方面工作的推进依然任重道远。
　　善管媒体，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在党管新闻的框架内，充分信任自己的媒体，平等对待自己的媒体，宽容和尊重媒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更多地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来调控媒体的新闻报道。
2）建立规范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除了应急新闻发布以外，更要注重通过媒体稳定、持续地发出政府的声音，不断向公众解释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在社会上树立政府负责、透明、稳健的形象。
　　在行政主导的社会结构里，政府的“偏好”通常就是媒体的“偏好”，另一方面，政府的“失语”往往也导致了媒体的“失语”。假如公众从电视、报纸、电台上经常得不到准确的政府信息，从正常渠道无从了解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变化，可以推断，他们当中相当部分人就会求助于边缘媒体(如网站BBS与短信)，边缘媒体汇集民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个时候，政府通过主流媒体进行的舆论引导甚至形同虚设。
　　百姓知情，天下太平，抗击“非典”最终取得的胜利已经证明了社会力量整合的重要性。当务之急，我们要对已现雏形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进行规范，提高政府新闻发布的频率和时效，政府新闻发布不应只是突发事件时的“临急抱佛脚”，更多的时候，它应该成为“责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常规工作——通过媒体向公众报告我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已经取得什么效果，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主动面向媒体，面向公众，进一步提高政府新闻发布的社会影响力。
3）建立固定场所的城市新闻中心，为政府的新闻发布建立稳定、高效的渠道。培养一支有社会公信力、具备个人魅力、与媒体能够有效沟通互动的政府发言人队伍。
　　新闻中心为政府的常规新闻发布和应急新闻发布服务。
①提高政府新闻发布的服务水平。有固定的场所，有相对固定的新闻发布时间。面向所有媒体，核实记者身份以后，就能享受中心为采访记者提供的一视同仁的服务。
②提高政府新闻发布的技术水平，配置适当的设备使发布可以通过电视、语音、网络等形式进行直播，扩大新闻发布的影响面。
③提高新闻发布的政策水平。新闻发布是与媒体的沟通，更是与公众的沟通，发言人的选择和培养非常重要，一个好的发言人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千方百计培养起一支优秀的政府新闻发言人队伍，通过他们的工作，在社会上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将舆论和民意引导向有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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