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石阳：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广州亚组委副秘书长，广州申办亚运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2004年在多哈亚奥理事会大会上担任广州申亚陈述人
记：你全程参与了广州申亚，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难忘故事？
古：申亚的故事，刘江南同志(广州市体育局局长)比我讲得好，哈哈。
当时我主要负责申亚报告撰写、翻译和申亚的陈述，迎接评估团。中间的确有很多令人难忘的故事。
我记得申亚报告撰写的最后关头，也就是3月底，我跟市外办的同志，整整六天六夜连续奋战，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间可能也就一个小时。3月26号还是25号，整整熬到天亮六点钟，报告开印了，我们才离开印刷厂。那是评估团来之前，我们3月底要把报告送到亚奥理事会。送完报告说评估提前了，4月要来评估了。那时候写完报告以为可以歇下来，谁料紧接着就要准备评估了。迎接评估的时候，我跟(陈)耀光同志(时任广州市政府秘书长)分开的，他是负责整个城市的准备，我主要是负责陈述的准备。
我们当时从全省抽调了精兵强将，就是英语水平比较高，有一定资历和代表性的人，组成一个陈述团，包括电视台的尹捷。也封闭了接近20天。当评估团来到广州之前，我们搞了次演练，当时参加奥运会的专家大为惊讶，他说广州的人才不亚于北京。他也参与了申奥，也听了北京陈述团的陈述，听完广州人的陈述，大吃一惊。
在广州，当时我没有陈述，我做陈述大会的主持人。我也没经历过，生怕有什么闪失。但是在多哈亚奥理事会大会上的陈述是我做的。我记得大会前一天要给社会陈述，那天可能心情比较紧张，给我跳过了一段，放PPT的人跟不上，后来我才发现。但是在大会上的陈述没有出现这样的差错。实际上陈述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最紧张的还是接受提问。很幸运的是，在亚奥理事会上的陈述之后，没有人提出问题，所以我们很快就通过了。但是后来的很多陈述，特别是筹办过程中的很多大会，那就要接受很多提问。到了筹办阶段我们已经对亚运会的知识和内在规律，对自身筹办的政策程序，心里也已有底，但申亚的情况不一样，心里没有底，比较紧张。
记：亲自出马担任陈述人，作为政府官员压力很大吧？
古：现在政府里面，能够用比较正式的英语进行陈述的人不多。既然我是申亚其中一个负责人，有义务代表市政府进行陈述。我不用考虑别的因素或者别的负担。我记得在多哈陈述回来，我很多高校的老同事看到电视之后，他们说这个陈述人啊，肯定不是广州市政府的，不知道是哪个高校借来的，给他安一个职位，陈述完了就给他回去高校，哈哈!
记：广州争取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人居范例迪拜奖、亚运，您都亲身参与了而且都争取到了，你的运气很好啊。
古：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运气，这是广州的运气!
我们申请国际花园城市奖的时候，刚刚经历了三年一中变，刚刚办完九运会。广州经历了三年一中变之后，整个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人居环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了这样一个基本条件，有“料”，才会成功。
后来的迪拜奖，推进整个社会全面发展，改善整个城市的环境，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已经是被社会和世界所公认的。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够成功。所以说幸运是广州的幸运。
申亚也是。几个候选城市中，广州作为南方的重要城市，还有中国在世界的国际地位，还有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这应该是亚奥理事会和亚洲各个奥委会对广州的信任。所以申办成功，不是我们申亚的具体工作人员的幸运，而是我们广州市广州人民的幸运，或者说有能力、有实力去获得这种成功。
记：筹办亚运和申亚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古：道路更加漫长，工作更加艰巨。申办，对我而言，主要是投入了半年时间；但筹办的时间就很长了，从2005年7月开始，当时我还不是组委会的成员，还在准备亚奥理事代表大会，那个时候算是我筹备工作的起点。
有很多难忘的事情，但现在还不到说这个的时候……
记：撇开官员的身份，你会怎样度过广州亚运这段时间？
古：我希望市民把亚运会当成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就像我们小时候过年一样——我们盼着过年，我们一年到头忙碌，到头就想让春节过得好。我们在筹办的这些年中，无论是参与筹办的工作人员，还是广大市民，都应该说经历了许多艰辛的过程。特别是整治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我们的普通市民都承受了很多不便。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过好年，我们也要做很多很多……
看亚运，我首先就想把它看成节日，把它看成过年，看成小时候过年一样——我们在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也和亚洲各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分享我们的劳动成果，分享我们的城市!
(古曾是大学老师，林树森当广州市长时，弄了很多大学老师进政府系统，他就是其中之一。在官员里，古是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里，他应该是官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