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香港。
那时候，艾敬的《我的1997》正流行，香港在国人心目中像神话一样。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多次香港公干的经历，别的不说，地铁坐得非常熟练。可能是这个原因，1997年香港回归，我给派去负责香港回归的现场采访。
6月初先去了一次，带了3个人，两个编导一个摄像，选了一堆有故事的人物，专门拍一组纪录片和预定在7月1日播出的专题《我们见证1997》。印象最深的是冯仕强先生，他是一家工程公司的老板，也是屯门一个居民组织的负责人。经港九流动渔民协会推荐，冯义务替我们开车，每天开着他的私家车把我们送往各个拍摄地点。后来才知道，流动渔民既有内地又有香港的身份，一直保持着和内地对接的组织架构。冯接受的是正规的“左派”教育，会熟练地哼出《长征组歌》的旋律。有一次我们到香港电台采访，到了门口他一反常态，坚决不肯入内，我们都很奇怪。后来才知道，他积极参加过1967年暴动，曾经向香港电台投掷过汽油弹。一直到1997年，他仍然没有原谅这个他认为的港英政府的舆论工具。在香港电台，一个曾经留学英国的节目总监却跟我们说：我们不爱党但爱国，我们也是爱国人士。这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第一次介入到香港人的历史纠缠，也是第一次亲身和香港的“左派”(也给叫成“亲中派”)交往。最近黄秋生主演了一部电影《老港传奇》，说的就是“左派”在香港的奇特遭遇，因为冯仕强，想去看看这部电影。也不知道在香港特立独行的冯生，十年以后怎么样？
6月底再去香港采访，这次只有两个人——我和一位主持“晖少”，也许上级并不希望地方媒体去回归第一线“添乱”，严格控制出境人数，我们都是办旅游签证去的。“晖少”是我的行政领导，但策划、采访、撰稿由我全权负责，同时本人还是唯一的摄像，扛着一部索尼507一体化摄像机，背着三脚架，“晖少”拎着6块厚电池、充电器和30盘磁带，还有一套西装。
坐粤海公司的旅游大巴到香港，车上基本上都是新闻同行，大部分是报社的，有几个还是像我一样再进香港。记得大家都踌躇满志，一付专程去发动新闻大战的样子。过香港海关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关员见我“武装到牙齿”的模样，问：你到香港干什么？我答：“工作”，他居然说“你不能到香港工作”，我看了一下他的皇冠帽徽，回敬了一句“采访新闻是我的工作”。关员回身找上司嘀咕了好一阵，才在我的通行证上盖了个放行的印章。当时年轻，受不了这样的怠慢，丢下一句：我们回头的时候，香港回归了，你也要为我们工作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和“晖少”的采访非常紧张，按照已经提前预约好的时间，坐出租车奔波在港九各处，记录一幕幕回归临近香港的真实场景。拍好的带子我要送去CNBC当时在香港的分部，用他们的卫星把新闻传送回广州。第一次去CNBC传送差点晕倒，里面全是外国人，一个华人都没有。我的英语本来就又哑又聋，何况还是技术问题，鸡同鸭讲比划了半天，他们终于找来了一个美国人，曾经报道过越战的资深记者，会一点点汉语，加上我的一点点英语，卫星传送终于顺利开始。跟这位美国同行聊过怎样做回归，他形容回归是一次军事占领，解放军会以直升机机降部队为前导、舰艇登陆为主力实施接管香港军事的目的。战地记者出身，他建议我重点关注空中和海上的进占行动。我没有经验，我们也只有两个人，不可能兼顾海陆空三处行动，琢磨了半天，我没有听从美国同行的建议，决定7月1日主攻陆路——陆军是解放军中的老大哥，阵容应该是最鼎盛的，不单镜头好看，更重要的是势单力薄的我们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保证成功率。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大学时有位同煲同捞的“沙煲兄弟”“花生”，当时他由佛山派驻在香港，7月1日他人不在香港，但专门给我们介绍了他的朋友、香港招商银行一位摄影发烧友“振华”，他俩给了我们很实际的帮助。回归那天晚上，我们由“振华”带路，下午跑上美国银行大厦，居高临下采拍英国人的离别仪式，查尔斯王子、末代港督彭定康和香港市民依依惜别，同唱《友谊天长地久》，雨水和泪水流淌在他们的脸上。傍晚，在中环的一座大厦上，河北驻香港办事处专门为我们三人举办了隆重的回归宴席，素不相识的人们为回归频频干杯。晚上，我和“晖少”喝得心花怒放，走着螃蟹的步式打的来到香港政府总部，选择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和数百海内外同行一起，见证主权交接的历史时刻。7月1日0时，工人在预先搭好的脚手架上拆下港英当局的徽标，在耀眼的灯光中挂上中国的国徽。在场的香港警察拿出准备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帽徽，更换过程非常迅速。记得我给主持写的现场报道大概是这样的：我在现场，见证着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今夜零时零分，我永生难忘……。接着，我们赶到港九车站，坐火车到新界，预先和新界欢迎解放军联席会议联系过，他们提供了一个蛮好的拍摄角度。那天晚上好大的雨，大雨当中，穿着黄袍马褂的新界乡绅，三点式上阵的热舞女郎，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界同行，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寸步不离。解放军陆军车队终于驶近，我用“晖少”的价值不菲的西装盖着摄像机挡雨，站在雨中不停地拍摄，“晖少”撑着伞，做完了以轮式装甲车为背景的现场报道。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同行跑到青马大桥等海军编队，但在雨雾之中一无所获，央视白岩松等重兵把守直升机降落的地点，但机队起飞的时间因为气候关系一推再推，据说最后也没有突出的效果。
回归后的第一个清晨，我们全身湿透，行走在新界的街头。报社同行接到总部催稿的电话，气愤地回骂：底裤都湿了，催什么催！哈哈，大家很兴奋，很敬业，很痛快也很粗鲁。回到尖沙咀的住处，放下设备，“晖少”立即趴在床上呼呼大睡，我换了件衣服，马上坐地铁去CNBC，把采访内容全部发回广州。总部遥控的电话说，英国人的离别仪式播出前撤下来了，别的内容都通过电视展现在广州人的眼前，虽然在香港只有两个人，但在新闻大战中我们大获全胜。从CNBC回来，买了两份7月1日报纸，然后关上手机睡觉。
7月2日，天色转晴。“花生”也由佛山来到回归以后的香港，豪气的他主动做东，我和“晖少”、“振华”，南方报业的摄记“红哥”，还有我小时候的玩伴已经移居香港多年的“阿彪”，天南海北纠集起来的一伙人，在一个酒家痛痛快快吃了一顿，喝了点小酒，我对“阿彪”说：回归以后香港必有劫难，有机会你还是到美国投奔你妹妹去吧。不幸言中，回归以后，香港先是遭遇金融风暴，接着就是“沙士”袭击……，不一而足。好久没去香港，好久没见到“阿彪”，知道他还在香港，不离不弃，希望他一切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