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构建共同的价值观，以价值观为纽带协调政府与媒体的不同角色，提高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保证公众知情权落到实处，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氛围。
查尔斯•泰勒在《公民与国家的距离》中描绘了公民社会的理想模式，他认为“构成真正民主决策模式的条件包括：A.相关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体的一分子，这个共同体拥有某些共同目的，并且认定其他成员也分享这些目的；B.公民的心声能够被倾听，并在辩论中也能发挥他们的影响力；C.由此所产生的决定，是真正为大多数人民所喜好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计划经济年代的“全能政府”正在向市场经济年代的“服务政府”和“问责政府”转变。社会信息本来就是一种公共资源，但过去几乎都被政府机构所垄断。今天，正在逐步建立的信息披露制度，正在把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纳入公众的监督之下。但是，要实现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目标，“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各方面工作的推进依然任重道远。
善管媒体，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在党管新闻的框架内，充分信任自己的媒体，平等对待自己的媒体，宽容和尊重媒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更多地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来调控媒体的新闻报道。
2）建立规范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除了应急新闻发布以外，更要注重通过媒体稳定、持续地发出政府的声音，不断向公众解释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在社会上树立政府负责、透明、稳健的形象。
在行政主导的社会结构里，政府的“偏好”通常就是媒体的“偏好”，另一方面，政府的“失语”往往也导致了媒体的“失语”。假如公众从电视、报纸、电台上经常得不到准确的政府信息，从正常渠道无从了解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变化，可以推断，他们当中相当部分人就会求助于边缘媒体(如网站BBS与短信)，边缘媒体汇集民意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个时候，政府通过主流媒体进行的舆论引导甚至形同虚设。
百姓知情，天下太平，抗击“非典”最终取得的胜利已经证明了社会力量整合的重要性。当务之急，我们要对已现雏形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进行规范，提高政府新闻发布的频率和时效，政府新闻发布不应只是突发事件时的“临急抱佛脚”，更多的时候，它应该成为“责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常规工作——通过媒体向公众报告我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已经取得什么效果，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主动面向媒体，面向公众，进一步提高政府新闻发布的社会影响力。
3）建立固定场所的城市新闻中心，为政府的新闻发布建立稳定、高效的渠道。培养一支有社会公信力、具备个人魅力、与媒体能够有效沟通互动的政府发言人队伍。
新闻中心为政府的常规新闻发布和应急新闻发布服务。
①提高政府新闻发布的服务水平。有固定的场所，有相对固定的新闻发布时间。面向所有媒体，核实记者身份以后，就能享受中心为采访记者提供的一视同仁的服务。
②提高政府新闻发布的技术水平，配置适当的设备使发布可以通过电视、语音、网络等形式进行直播，扩大新闻发布的影响面。
③提高新闻发布的政策水平。新闻发布是与媒体的沟通，更是与公众的沟通，发言人的选择和培养非常重要，一个好的发言人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千方百计培养起一支优秀的政府新闻发言人队伍，通过他们的工作，在社会上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将舆论和民意引导向有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向。
好久没到现场看演唱会，上一次该是2000年罗大佑第一次回大陆，专程坐飞机到上海看的。今天是张学友，票是中国移动送的，D区，基本上能看到张学友的眼睛鼻子，比上次罗大佑演唱会清楚多了。
十几二十年前在粤北山区做中学老师，一度非常喜欢张学友，尤其是他名叫《相爱》的专辑，还是用磁带录音机听的，听着听着，好像漫天蓝色的雨滴下个不停，有时候更分不清雨水和泪水，那时还是比较悲情的。
今晚张学友没唱《蓝雨》，但《遥远的她》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把我带回年青的时光。遥远的过去，偶而在心中闪现，荒郊野岭、寒江独钓的渔火；遥远的她，当日熟悉的面孔和笑容，只有在梦里才不至于一片模糊……
今晚好冷。歌声中，突然有暖暖的液体滋润着我的眼帘——是的，不管什么时候，音乐总能把我打动！
美国政府通过规范的新闻发布不断影响舆论，树立其在国际社会的正面形象，而国际新闻中心的设置为这一战略目标提供持续的强大支持。
美国国务院国际新闻中心设在华盛顿，负责美国政府的新闻发布，为各国新闻机构的采访提供相关服务。
每天两场，雷打不动。这里每天进行两场的新闻发布，上午10点的是语音发布，中午的是电视直播发布，通过国际媒体的全球化传播，美国政府的声音源源不断地扩散到世界各地。
敞开大门，一视同仁。新闻发布是美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为以示公允，中心有50名分析员负责核实记者身份，只要是来自正规的新闻机构，都可以参加每天的新闻发布，都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信息资源。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新闻发言人汤姆•卡塞介绍：“这个地方可以容纳50个人，就让50个人进来，先到先得，完全没有限制。”他强调，“不可以阻止我们不喜欢的记者进来，我现在要经常面对一个罗马尼亚的记者，天天来问一些很难堪的问题，即使不喜欢他，但是还是要每天面对他，跟喜欢、不喜欢没有关系。”
强势表态，影响舆论。为各国新闻机构提供良好服务，目的是影响舆论，让美国政府的声音占据主流媒体的主动地位。
汤姆•卡塞认为，美国政府的新闻发布有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让民众了解美国政府实施的各种政策，让大家了解政策的实施。如果没有民众支持这些政策，这些政策不可能持续长久；第二个作用就是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各国对美国实行的政策和外交都非常感兴趣，为了确保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各种政策和外交手段有一个正面的了解，我们希望通过媒体把这里发布的东西以正确的方式传递回他们的国家；第三个作用就是希望给媒体一个正确的观点和理念。”
他解释说：“为什么新闻的公布每天要做两次？就是要不断地回答记者提出来的问题，如果在现场没有办法回答，我会记录在案在下次的发布中再作回答。每天的发言是为了不断的更新之前媒体提出来问题，做出我们的正确的反应。我们想尽力地帮助公众去了解事实的真相，所有我们有很多的信息搜集部门为发言人提供正确的信息。”
面对难堪问题，他认为“如果你越去回避，造成的负面效果越是厉害。我们和记者是两个对立面，记者一方总是认为，你告诉他们的一些东西跟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一样。这时我就要尝试把我们的立场很清楚的告诉媒体，甚至媒体放大某一些方面的时候，我会重点强调另外一方面媒体没有看到的、正确的方向，引导媒体往那个方面报道。”
不抢不等，力求准确。发言人身后配备了庞大的资料搜集与分析团队，对信息进行处理，统一各政府机构之间的口径，然后将结果反馈给发言人，发言人再将这个结果提供给公众。据称，为保证发言人掌握真实的情况，新闻中心针对亚洲事务领域，每天大概需要搜集高达20多万条信息。
即使是面对“9•11”等震惊全球的突发事件，新闻中心相关人士坚称，仍然会将保证新闻发布的真实性放在第一位。汤姆•卡塞回忆说：“当时我刚刚执行完任务很开心地回来，结果我的‘老板’告诉我赶紧去看CNN的新闻，15分钟之前世贸大楼被飞机撞了。这是一场新闻的战争，大家都在抢新闻。事件发生很突然，我们的压力非常大。事件发生2分钟后，办公室已经收到电话问你们对这个事件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为什么布什总统6小时之后才做出反应，是因为当时只是媒体在报道这个事件，并不是美国政府对这个事情做出反应。”他强调：“我们公布的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正确的。我要搜集了所有的资料才可以做出反应，新闻发布的时机取决你对资料的搜集需要多少的时间。” 应该看到，因为每天有两场新闻发布，所以一般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新闻发布还是相当及时的。
新闻中心建立了比较高效的纠错机制。相关人士承认，即使有庞大的幕后团队给予支持，仍然很难绝对避免出错。发现发言人出错的时候，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尽可能迅速地公开纠错。如果是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马上在直播中用字幕进行更正。如果是语音的新闻发布，他们会通过电话、传真、网络通知媒体：“我今天提供给你的信息是错误的，请你更正，这是一个正确的发布资料。”
人选得当，形象诚信。美国政府对新闻发言人的筛选有一套成熟的程序，人选通常具有新闻从业经验，思路清晰，口齿伶俐，能够很好地表达政府的观点，解释政府的立场，为政府的政策进行辩护。
新闻中心不向媒体提供通稿，新闻发布以记者提问、发言人回答的形式进行，政府立场以发言人的发布口径为准，这比较好地厘定了政府与媒体的不同角色和不同责任，避免了政府直接干预新闻报道内容的麻烦。当然，发现有媒体曲解政府的立场时，新闻中心会要求媒体更正错误的报道。
在美国，政府与媒体处在经常性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但这种对立巧妙地在美国国家利益的价值观上得到协调和统一。马克思说：“现代国家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联邦宪法明确规定：联邦宪法和联邦政府在美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联邦总统拥有“帝王般”的权力。同时，分权制的政体以及新闻媒体无处不在的监督，让权力受到强有力的约束和制衡，也使社会矛盾的运动得到有效的规范和化解。
(1)美国的政府与媒体互不隶属，最近几年的关系不断恶化。
美国的政治体系由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权利中心组成，而公认的第四个权利中心就是新闻界。
美国著名政治传播学学者大卫•帕雷兹强调，新闻媒体能够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让公众认为媒体报道的内容是重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求政府将其列入工作计划当中，并将政府的表现作为对政府评价的标准。
NBC前驻白宫资深记者约翰•丹西曾有30年新闻从业经验，他说：“新闻界的作用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它的作用很多人觉得像总统那样。在美国新闻媒体并不是政府或者政党的一个部分，当然他是独立于这两者之外的，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听从政府或者政党的命令。新闻媒体在一个民主政治体系中，能对社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被问及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时，《纽约时报》海外新闻编辑苏珊回答：“一般来讲非常紧张。毫无疑问，《纽约时报》之所以跟美国政府之间有如此紧张的关系，是因为《纽约时报》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受美国宪法保护，可以自由地发布任何他们想发布的新闻，但这样有时会令联邦政府非常恼火，一旦涉及到敏感话题的时候，关系会尤其紧张。举一个例子，2005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指美国政府在未经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秘密对所有海外电话进行了录音。报纸出版之前，《纽约时报》接到了布什总统的电话，要求撤销这个报道，认为报道可能影响一项正在秘密执行的工作。经过慎重考虑之后，《纽约时报》最终还是刊登了这篇报道。美国政府非常的恼火，但是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北卡罗莱纳州州长政治与新闻顾问麦克认为：“最近10年以来，政府和传媒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关系越来越坏。”他讽刺说：“传媒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他们现在感兴趣的，基本上就是丑闻，丑闻越多他们越感兴趣，如果政治跟丑闻连在一块儿，传媒才感兴趣，否则就不感兴趣。”
(2)政府与媒体关系的恶化并不影响公众知情权的实现。
大卫•帕雷兹将美国的记者分别比喻成两类不同的狗，“一种是政客放在办公桌上的‘金巴狗’，他们依赖政客的意见和报告来完成自己的报道，只是直接传达政客的信息，没有丝毫的分析和怀疑。在布什总统驻军伊拉克的事件上，他们没有提出任何的批评；另一种是‘看门狗’，他们认为需要负起责任来，仔细审查政府的成功和失败，并且报道出来。”当然，在这位学者的眼中，只有“看门狗”才是合格的记者。
约翰•丹西认为：“新闻最重要的作用是要说出真相，这样人们才能够掌握足够的信心。从人民手中获得执政权利的政党，必须努力让人们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做出他们的这些的决定。所以人们才必须获得真实的信心，这样他们才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他告诫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作为发言人你们应该知道的是，你们并不是新闻的唯一来源，也许过去可能是这样，但是记者是可以通过其它渠道去获得真相。记者是非常独立的个体，你永远不能阻止他去探求真相。”他以自己担任白宫记者的经验断言：“我想说的是，没有让人难堪的问题，只有让人难堪的回答。”
正因为有这样的新闻传统，《纽约时报》勇敢地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华盛顿邮报》勇敢地揭露了水门丑闻导致尼克松总统受弹劾下台。现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新闻自由的时候，多数美国人会把新闻自由、星条旗、祖国列为国家尊严的源泉。
(3)因为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政府的新闻发布、竞选制度和媒体的自由报道构成了美国社会貌似混乱、实质有序的基础。
政府与媒体之间的“战争”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麦克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为了争取媒体的“正面报道”想了许多办法，这个州“很流行的一个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娱乐业，就是赛车。州长想如果要到这亮一下相，说不定又会提高一下知名度，但是他又不敢去，因为去看赛车的这些人，如果州长去了他们一定觉得很讨厌，我们是来看赛车的，不想听政客来这瞎扯。这个州长怎么办呢？他把自己变成一个赛车运动员，开了一个赛车就在里面转，转转转一下撞到墙上，差点把自己杀了，然后得到很多媒体的关注，媒体采访给他一个很大的曝光机会。”
更加应该重视的是，在美国，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都不愿意刊登或播放那些令受众不快或从内心中感到不舒服的内容。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报道上，记者的框架设置一定会体现出媒体的“主流意识”。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许多媒体配合政府的调子，把美军进入伊拉克定调为“为伊拉克人民带来民主和自由的解放战争”，虽然也有一些媒体对美军进入伊拉克的理由提出质疑，但所有媒体在报道这场战争中，都对美国军队、军人家庭、美国国旗表现了极大的尊重，绝大多数媒体回避了对战争中平民伤亡的报道，绝大多数媒体在报道中大量编发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刻意冷落反战的声音。2003年，NBC解雇战地记者彼德•阿内特，理由是他接受了伊拉克电视台的采访，并在节目中发表了对美英联军不利的言论。彼德•阿内特曾经是NBC的骄傲，他对越南战争的报道获得过普利策奖。
苏珊承认，《纽约时报》在很多情况下，也会接受美国政府的要求。这些情况包括“是否会影响到人身安全或者是其他一些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而“比较重要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在美军入侵古巴猪湾前夕得到消息，却不得不因为肯尼迪总统的要求而抽起这条独家新闻，应该说，国家利益是这家不遗余力宣扬“新闻自由”的报社始终坚持的原则。
麦克说：“我们这个系统肯定不是最有效率的，但没办法，政府就是这样工作的。”由于党派政见的不同，由于隶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和平时期，在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内政事务上，美国的媒体对各级政府包括政府首脑进行大量的监督和批评；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关键时刻，在战争时期，政府和媒体会抛弃党派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歧见，在爱国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基础上采取共同的立场。
以“9•11”事件以后的“反恐战争”为契机，美国政府联手美国庞大的媒体帝国，成功重塑国家形象。政府不是通过新闻审查或纪律约束，而是在国家利益的核心价值观上，让众多的媒体心甘情愿地、自觉自愿地和政府在重大问题上保持同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