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年代·七零年代

“谎言才构成中伤，才构成诽谤。”

1734年，美国的一位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这样说，当时，他在一桩诽谤案中为《纽约周报》辩护，因为这份报纸屡屡使用尖酸的语言“攻击”英国殖民当局，政府官员把这家报纸告上了法庭。

安德鲁·汉密尔顿的锋芒不比《纽约周报》逊色，他说：“正是那些人(指政府官员)伤害和压迫在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才激起人民呐喊和控诉，他们又将人民的控诉作为新的压迫和起诉的根据。”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维护新闻自由的案例，也是第一个成功的判例，殖民当局不得不败在争取新闻自由的美国人面前。此后的《独立宣言》，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新闻自由，但它对政府的定位，却明明白白地把它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那个年头，美国的开国元老们已经注意到了新闻的价值，并且认为，新闻是人民监督政府的强有力手段。

“但是，当滥用职权和巧取豪夺的行为连绵不断、层出不穷，证明政府追求的目标是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主义统治之下时，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样的政论，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美国的传媒体制》，辜晓进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12月)

人民的“自由权”不可剥夺，显然，这正是新闻自由的根源所在。

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哺育了美国的媒体帝国，美国的价值观凭借着庞大的媒体网络，源源不断输送到全球各个角落。当被问及普通美国人“你最骄傲的事物”，除了星条旗白宫等等，许多人还会提到美国的新闻自由，或许，自由的新闻让美国人感觉到自身的强大。

有部美国纪录片，叫《美国，从自由到法西斯》——美国和自由并列大概没有问题，怎么可能跟法西斯挂上钩？比较好奇。不过，也正是这种看似非常过分的自由，让美国事实上不会跟法西斯并列在一起——一个国家的自信，就这样树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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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受调查的前总统卢武铉昨天跳崖，成了中国不少报纸今天的头版头条。

韩国我去过。1994年秋天受邀去过韩国采访，应属踏足韩国最早的中国大陆媒体从业人员之一。在济州岛某旅游胜地还遇见了当时的中国总理伉俪，他们的表现挺好玩的，这些与话题无关不说。

邀请方韩国观光公社和人参公社，特意派了个略懂汉语的课长陪同，沉稳的中年人，西装革履的一丝不苟。开初那几天一行人之间很隔阂——我们认为他是“特务”负责盯梢，台湾籍的翻译和他每次低语我们都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自卫反击”；我们仨拍电视的，穿的随随便便，不喜欢出席官方场合说外交语言，也让他们天然地反感，像翻译说的：大陆来的都是红卫兵——让他说对了，本人真当过红卫兵。

这样磕磕碰碰的到了大丘(？是座以高科技为主业的中等城市)，那天晚上收机早，住在郊外的酒店里。翻译不知跑去哪里会女友了，课长邀请我们到他的房间坐坐，他选的时机很好，晚饭的时候大家喝了点酒，心情好都答应了。过了十几年，我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跟外国人闲聊，而且话题敏感。他的汉语说得不好，英语和我差不多——半桶不到的水，除了阿妈妮，我们完全不会韩语。聊天很艰难，不过聊得很热烈。

1993年我才从社科院到的媒体，记住了一个政治学的概念“首都大学生”，所以那天我们居然是从首都大学生开始聊起的，知道他大学以后服过兵役，我问“光州暴动，为什么是光州而不是汉城(现在改叫首尔了)？”他大概解释了一下首都的戒备通常比较其他城市严密，所以光州人可以占领大学校园和军警对抗。说到大学年代，这位沉稳的中年人竟有些激动，坦言自己学生年代参加过类似活动，性格刚烈，不过毕业以后贷款买下西装上班，接着又供楼供车谈恋爱，“你们完全看不到我年轻的样子”。

北方民族的耿直刚烈随处都能看到，傍晚下班一帮男同事一起喝酒，喝着喝着就打起来了，原因竟然是抢着付账。这里还有个面子问题，不愿意让别人瞧不起，所以三句话不合就打将起来。说到面子，西装革履——你可以长得不好但不能穿得不好，课长也能提供其他的案例，我们说到韩日关系，他都能对答如流，日本的樱花，从韩国济州岛抢过去的；剖腹谢罪，日本人模仿韩国古代侠士的……，甚至韩国5、60年代的经济困难，原因也在于日占期间日本人破坏了韩国的风水，反正日本好的就是从韩国偷抢过去，坏的则是先天。说日本人我们都能接受，到了前些年韩国人抢注中国的文化遗产，想想应该还是面子问题，虚荣心做怪。

秋后算帐也是传统。韩国人的记性特别好，光复以后，韩国人没停过清算韩奸，他们还派出工兵，用金属探测器到处寻找日本人在韩国风水线上偷偷埋下的铜钉。课长高度评价朴正熙在韩国经济起飞上的功绩，但对其他一些总统的过失表现出耿耿于怀的态度。

耿直刚烈，爱面子，再加上秋后算帐，前总统跳崖顺理成章了。相形之下，台湾那个也碰上类似麻烦的“前总统”，可能是南方民族的缘故，显得阴柔智慧得多——我不要面子我怕谁？何况中国人在记忆上似乎不像韩国人执着。

回国以后，和课长还通过信，他的汉语写比说好多了，字很漂亮。再后来失去了联系，到今天他也是花甲老人了，希望他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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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有机会和卫生行政机关的一位资深人士攀谈，话题当然不离最近的热点——汹猛的甲型H1N1流感。

以为他们很忙，却惊奇地发现神情相当轻松，他解释说：“也就是感冒，只是传染性更强一点，但可以治好，你说哪年没有流感的？”他们觉得美国的态度比本国更务实，高层跑到医院探望感冒病人大无必要，像抗击非典那样总动员也值得商榷，毕竟甲型流感已经证明不是非典。

“我们的体制胜在可以动员所有的资源，但取得好的结果必须基于正确的判断，如果判断错了，损失惨重！”或者，非典的教训让地方官员们宁愿矫枉过正，像以往宁左勿右一样。

他笑言能买到的话，你尽管买罗氏药业的股票，除了感冒疫苗，为了应对流感的爆发，各国都在贮备达菲，“为什么美国对疫情无所谓，就因为他们有钱，贮备了大量达菲”。在中国，各地政府也在排队抢购此类药物，而且出得起大价钱也未必有现货，反正广州就给排到7月以后，最高兴的就是罗氏——政府买回去也是存着，药厂则是零库存，药品过期了你还得再买。

他说：“每个医学泰斗的背后都站着一家以上的大药商。”罗氏花了很多钱在中国推广药品和形象，今年正好遇上回收的大好时机。当然，也有中医认为，中药的抗病毒制剂其实也能起到达菲的作用。不过从医院的角度看，像罗氏这样的著名药厂始终更可靠一点，人家的品牌摆在那里，中药目前只是辅助的手段。

个人觉得，公共卫生危机当前，最可怕的是麻木的政府和官员，他们能动起来，即使决策略有过敏、动作略有夸张，则只是水平问题，民众有可能的话应尽量谅解——2003年的非典，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惨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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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读多了鲁迅，那个“我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的鲁迅。

所以昨天，本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恶意地”猜测巴东警方将会强调邓玉娇案只是一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刑事案件，公众犯不着动怒更不允许对警方办案指指点点。

今天的《南方都市报》登出巴东县公安局长杨立勇专访，“警方称邓玉娇案只能定为异性洗浴，是普通命案”，竟与本人的猜测不谋而合。局长答记者问时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弄得这么复杂。因为邓贵大有一个公务员身份。我们在办理案件过程当中，从整个情节看，确实是一件很普通的命案。这件事公众、媒体角度要把它定位为一个悲剧，对死者、生者家人来说，也是悲剧。”能够想象得到局长此时心平气和，很有为人师表的耐心。

大众的关注，说白了就是担心以杨局长为首的当地警方，基于“邓贵大有一个公务员身份”，不能本着公平的原则处理邓玉娇案。

但杨局长却认为公众的关注是在把“普通命案”复杂化——弄不好杨局长轻易可以给你扣顶“干预警方办案”的帽子。

由此我知道，杨局长的辞典里查不到“公平”两字，他在办理案件过程中能不能维护公平和正义，有理由在社会上广受质疑，毕竟，公众的担心有道理、有根据更有许多恶劣的先例!

好在还有网络，还有来自网络强大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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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湖北省巴东县公安局向社会通报了广受社会关注的雄风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政府工作人员一案的有关情况，邓玉娇被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有论者当即反问若邓玉娇“故意杀人”，邓贵大岂不“死得光荣”？也有论者认为不必对“故意杀人”过敏，相信执法机关会公平处理。

或者都有道理，所以我不想再探讨此案的法理问题，我感兴趣的是执法机关的思维范式。警方处理刑事案件都有整套的流程，邓玉娇杀人把她抓起来完全符合这样的流程。公检法中“公”始终是老大，老大按规矩做事，怎么听提进外行人说三道四——你们越是胡说八道，警方越是觉得需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拿钱打头就可以杀人了吗？如果都这样，血流成河，治安谁有本事管？

我们是社会的管理者，你们是受管理者，管理者照章办事何错之有，受管理者(甚至有很多跟案件毫无关系的网民)凭什么指指点点？所以在诸多个案中，执法机关都显得非常委曲——管理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我们办案又不是你们办案，邓玉娇杀人你们说没罪，杭州飙车按《交法》处理你们喊不公，执法机构无辜地成为众矢之的，以后谁还敢大胆执法呢，管理者岂非经常威风扫地？

这种思维范式根深蒂固，我们执政了天经地义就是为民，为民执政难道还有错？所以，谁管谁首先要搞清楚——以前是很好的，管得服服帖帖；现在是很乱的，网上出了很多不服管的帖!

我比较乐观。感谢30年改革开放，民众开始有了思考，有了质疑，有了主体意识。假如更多的强力部门受到监督，受“委曲”的执法机构更多地叫苦连天痛苦不堪，政府对社会的管理遭遇更多的“别别扭扭”，我相信社会发展的方向就靠谱了对头了。

回应一句：谁管谁首先要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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